之前是手机，所以没展开说，现在补充一下。
其实论顾先生《南明史》，不得不提他之前的一部著作——《明末农民战争史》，学界通常简称其为《农战史》。建国以来，农民战争史专著和专题研究论文相当之不少，毕竟农民战争研究一度是史学界的一门显学，譬如多卷本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宋辽金元卷等等，以及各代农战史。
但是，只要单说《农战史》，则都知必然指的是顾诚先生此书，而非其他农战史。可见其影响和地位之高。
应该说《明末农民战争史》，在当时，确实开肇了一种新的系统性的史学研究方法。地方志在史学研究里的重要性，被顾先生和此书重新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部书里，顾先生利用地方志推翻了很多以前的定论和所谓的历史事实。譬如一直被津津乐道的各路农民军首领聚会的“荥阳大会”，顾诚先生明确说道：“
根本就不存在。
这一结论，也就几句话，不注意直接就读过去算了，不会多想。但是真的深究起来，这就是个重大成果。因为建筑在这个事件上的所有其他事件以及研究，全都要推倒重来。这也是我说现代史学更重研究的原因之一。
他的这一结论是怎么来的呢？是通过查阅各地地方志，以及时人笔记，官方疏奏等等，确定出那个时间段，各路农民军和首领所在位置，断定出所谓大会不可能，当时各家人马，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都根本是各自为战。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有多难？我印象，可能有误哈，一时间也懒得查书了，我印象里顾先生引用到的史料书目，是一千多种（看了下
的答案，先生自叙是地方志1000多种……），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地方志。做历史研究的人应该都知道，做考据，真正被引到的书目和史料，与查阅的数量，十比一就是非常大的比例了，很可能是几十比一，百比一。也就是说，顾先生看过但没用上的资料，至少十倍于书中所引。这些地方志散于各地图书馆，都是顾先生在寒暑假期间奔波各地图书馆查来的。我至少记得他甚至跑到过云南去查地方志。
举个例子，我写李自成和吴三桂山海关大战的时候，为查清楚山海关及九门口的渊源，以及当地士绅的一些具体事迹记载，很多史料，只有一部原版地方志里有，而这本书没有出版过，原本就藏于秦皇岛图书馆，你不去就是查不着，没法写下去。对于史料记载里的还有一些疑问，最后我解决掉的办法，是从老龙头走到角山长城，以及实地勘探一片石、九门口。实际上，这些地名所在，距离遥远，压根不在一个地方。
再譬如李自成军中的李岩问题，顾先生依然是使用地方志，推导出了李岩事迹的演绎路线，这个人物故事，甚至是出口转内销的，从中国到日本去了一圈，又转回中国，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个人物，也是不存在的，是在一个原型基础上加工而来的故事。
《南明史》，顾先生将他在史学研究上的逻辑性再次发挥到了一个高度，同时摆脱很多在写《农战史》时的时代限制。对很多一直以来已经定论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拨乱反正。譬如为马士英正名，通过时人诗文、地方志、疏奏，考据出他是抗清失败被俘后牺牲的，对黄宗羲等人在这一问题的曲笔以及某些问题上的懦弱，进行了批评。
顾先生在此书中，着眼点始终是全局性的，对南明、清、农民军三方态势和优劣，一直都是齐头并进，一路读下来，一盘在中国大地上的三分大棋十分清晰，完全没有通常写纷乱年代时史书的那种顾此失彼的局促及着墨不足之缺憾，多的是读来拍案的醍醐灌顶。同时细节之处也一样不落，从党争到私人恩怨以及民生疾苦，一样不少。
故我个人以为，南明研究和史书中，顾先生此部《南明史》，无出其右者。
最后，建议看此书和《明末农民战争史》一起看，一定会有大惊喜的。其实这两部书，本就是姊妹篇，本就当一起看的。
有朋友问到对钱海岳先生《南明史》的看法，在此说一下。
钱海岳先生的《南明史》，胜在史料整理和收集，确实煌煌巨制。但说到考据深度和结论性的研究成果，确实无法和顾诚先生的《南明史》比肩。史学研究，到了现代，更多的是研究和讨论，叙述已经是其次了。两者差异，主要是因时代局限性所至。史学研究，今人的起点总是高于前人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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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就四个字：无出其右。
无论史识、史才、史学，在写南明的史书里，都是泰山北斗。
有人说是入门书，也无不可，充分说明了顾老文笔之浅白流畅。学术角度，作为一部南明断代史成就，现在依然无人出其右，无论是材料还是观点，都没有大的突破。
数数注释中涉及的书目，就足够让人放弃研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