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的眼光看，费的这个观点可能受到了家乡江南（环太湖平原）农村生活经验的影响。或者说，江南农村的差序格局最完整，最典型。
江南农村因为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农村手工业是很发达的，土地广植桑棉，同时蚕丝，棉花的加工是在村民家里完成，这使得单个村民家庭的“男耕女织”模式成为可能，推动了小家庭化。
不过，因为土地依然有一部分种植水稻，所以典型南方稻作区的灌溉协作依然存在，所以在小家庭之上有一个更加隐约的“类宗族”，但相对真正的宗族比较小，也比较淡漠，仅仅限于同村族人。
这个“类宗族”之外，就是同村其他姓氏，或者是同姓不同宗的族人构成的其他“类宗族”。然后进而合成一个村庄。这是第三个层级。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江南农村基本是散居，所以，这种村庄也不是呈现一整团的凝聚状态，而是三三两两分布在河流稻田构成的土地上。
因为分散，所以“村庄”这个层级，认同度就比“类宗族”还淡漠。加上明清时期，大地主纷纷城居，村里基本只有普通佃户，因此实际上此时的江南村庄又是为城居（通常居住在市镇）的大地主间接控制的。“村庄”也就更加松散，
一个市镇往往可以辐射多个村庄，这些村民会定期来市镇进行商品交易，或者去坐坐茶馆，了解行情，加强人际，因此，对于村民来说，“市镇”又成为第四级认同，对上同一个市镇的村民，自然更熟悉，也有更淡漠的认同感。
这样，四级的差序格局就形成了，越往外，血缘，地缘越远离，关系也越淡漠，三者是同构的。而核心的基点，也就是关系最紧密的存在，自然是“自家小家庭”。
这种结构在其他地区要不典型。
以华北农村来说，这里的旱作农业需要协作不多，生产角度来说也应该是小家庭化的，但是旱地水井的集中分布和共同防匪的现实要求，又使得他们不得不聚居在一起。
这种聚居规模很大，也特别强调“村庄”的认同，但是生产的小家庭化和杂姓共居的结构，导致没有办法整合，于是最终既不能形成大家族，也不能顺利小家庭化，而是分裂成不同的小亲族，彼此内斗不休。
这样一来，小家庭，小亲族，村庄的关系就不能像江南农村的“小家庭—类宗族—村庄”那样，越往后越淡漠。
例如小家庭是血缘天然产生，并被生产方式强化的最紧密认同，小亲族却是现实限制不得不产生的最紧密认同，而如果要对抗小亲族的分裂，那么村庄又必须被提升到最紧密认同的地位。这三者是矛盾的。
华北明清缺乏商品经济，也因此缺乏发达的市镇，而且即使存在，也往往是单纯交易场所，跨村庄的交际功能很弱，村庄与村庄是比较封闭的。也就是说，华北也缺少“市镇”的第四级。
华南农村则基于稻作农业的迅速内卷而引发的村庄之间的资源争夺，加上稻作区灌溉协作的影响，主动形成大型聚居，但内部是整合的，就是一个单姓的宗族。在这里，小家庭，房支，宗族（也是村庄本身）的关系，显然比华北顺畅。
但问题是，基于资源争夺的村庄为单位的集体械斗，却又造成宗族（村庄）这一层的认同被迫高度紧密化。即使很多时候房支之间其实充满斗争，在外敌面前却必须团结起来。
华南也有一定的市镇，但市镇辐射的不同村庄村民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彼此存在对立的（不过在争斗中也存在合纵连横）。因此，华南的村庄与村庄也是封闭的，从村庄到市镇，认同急速下降，过渡并不平缓。
事实上，由于这种对立，也造成现实中，华南市镇往往是一个或者很少数几个大村庄的附庸（几个村庄的情况下往往伴随势力划分），被其全盘控制，而不能成为联合较多村庄的所在。
上江农村则是相反的情况。
如果说华北，华南农村是村庄被要求有很紧密认同，那么上江农村则干脆实际上不存在成形的村庄，村民比江南农村更加散居。
上江的农村也分两种，一种是旱作稻作并存的山区，这些地方协作显然也比较小，不过不需要像华北农村那样不得不聚居；另外一种是稻作区的成都平原，也种桑搞手工业，与江南类似。显然，这两地也都是小家庭化的。
那么这样，是不是更接近江南，容易符合差序格局了呢？
也不是，因为没有村庄，所以在稻作灌溉协作中，它是附近的非血缘关系的“邻居”在帮忙，而不是“类宗族”在起作用，而之上更是直接跳到了“市镇”一级。
而且现实还表明，上江的“市镇”可能享有和“邻居”差不多紧密的认同，这里的茶馆往往有比江南更高的村民光顾频度，且更侧重人际交往。
这样一来，上江的问题就又和华北华南完全不同。后者起码整体呈现出从血缘到地缘的过渡，而前者却直接从血缘关系的小家庭跳到了非血缘的地缘关系。
由此我们也可以总结如下：
江南农村：小家庭—＞类宗族—＞村庄—＞市镇；
华北农村：小家庭＜—＞小亲族＜—＞村庄
华南农村：小家庭—＞房支＜—＞宗族（村庄/市镇）
上江农村：小家庭—＞邻居＜—＞市镇。
有意思的是，人际关系差序格局最典型的江南地区，也是生活聚落差序格局最明显的地区，村庄，市镇，县城三级彼此独立，界限分明。
而不典型的地方就不是了，华北有村庄，无市镇，上江则是有市镇，无村庄，华南市镇村庄都有，但却混合在一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