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导演和叙事手法我都并不是特别熟悉，但作为某top2哲学系马哲方向的预备入学生，我来谈一谈这部影片里许多的隐喻，会一些普通观众带入更好的观影体验。
首先影片的开展便是莱茵省的林木盜窃案。林木盗窃案指的是莱茵省的穷人为了生计不得已前往森林捡拾树枝，而莱茵省议会认定树枝属于国有财产，颁布了相关议会法令，穷人捡拾树枝的行为被判定为偷窃。“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后紧接着发生了《莱茵报》受到审查的纷争，这便是著名的“德国书报审查令”，《莱茵报》属于被查封的对象，言论自由被普鲁士君主钳制。
这两起事件实际构成了青年马克思“苦恼的疑问”，青年马克思在笃信着黑格尔学派中关于国家和法哲学，却观照到现实中国家、法转变为基于私人利益、剥夺底层人民的工具。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苦恼的疑问”，而中间的核心争论便是“物质利益”，这对于年轻时学习哲学、法律的马克思是非常陌生的。而马克思在面对“苦恼的疑问”，实际暗含了在这段期间将会发生的巨大思想变化——马克思将从哲学的思辨性中挣脱出来，转向对市民社会“物质利益”的考察。这实际上也导致马克思脱离青年黑格尔学派，而转向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直至最终完成自己“共产主义”的建构。其实整部片子的思想暗线便是马克思这一寻找和解决自身“苦恼的疑问”的过程。当然值得提醒的，这一“苦恼的疑问”最终解决并不是发生在本部影片的最后创立共产主义同盟，而是要到57、58政治经济学手稿，68年的《资本论》才算有一个比较根本性的回应。
影片中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便是蒲鲁东和马克思之间的“爱恨纠葛”。影片中，蒲鲁东在公众演讲时提到社会财富的生产者，主要聚焦于工匠、裁缝、鞋匠等等，直到有一个观众大声喊道那些从事工业的工人难道不算“社会财富的生产者”，蒲鲁东才说“他们也是”。从一开始，蒲鲁东就将整个社会的财富生产最终还原为小手工业，却以此来批评整个庞大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制度。另外，在演讲过程中，蒲鲁东强调“所有权”，强调“财产”，将“财产”形容为一种天赋的自然权力。坐在台下的马克思随即进行了质疑：蒲鲁东将“财产”视作一项“政治权利”，实际上依然陷入在思辨哲学的怪圈里，沉浸在“政治国家”的空想中。“财产”是现实的、具体的“物质利益”，并由此在市民社会产生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才是问题的核心。因此，在后来蒲鲁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献上了他的新书《贫困的哲学》。马克思对此加以深刻的批判，而写出来的新著则是极具讽刺性的标题——《哲学的贫困》。
蒲鲁东建立在小手工业基础上，而幻想改良出一个完美理想的社会秩序。蒲鲁东主义初期拥有非常大的声浪，许多人追随蒲鲁东从事社会改良活动。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包括正义者同盟等各类社会革命运动都试图拉拢蒲鲁东，以作为扩大声势的支柱点。但是马克思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社会革命方案，正是建立在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有制基础上的。因此，马克思与蒲鲁东的决裂在所难免，事实也证明，蒲鲁东主义只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而马克思的方案却拥有长久和根本的意义。蒲鲁东仅仅只是隔靴搔痒，而马克思才是资本主义真正的敌人。
影片中的另一个主人公，毫无疑问便是马克思一生的挚友、“基友”恩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大爱故事”我就不提了，相信观众们已然掌握两人眉目间的你情我浓。恩格斯对于马克思思维转变的重要意义便是他带来了自己观察英国曼彻斯特工人现状后，写作完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这本书征服了向来不愿意与他人为友的马克思。而恩格斯在酒吧中的提议更是具有转折性意味的“马克思，你也该去读读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例如李嘉图……”。影片中展现了马克思在图书馆阅读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阅读了其中关于“labor as the first price”这一节，实际上正是确立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采取“劳动价值论”的立场。而“劳动价值论”深刻影响着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不公平”的地方——表面上商品交换的自由正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不平等之上。资本家通过剥削劳动者实际生产商品价值和预付其工资之间的差额，形成了自己所为的高额利润。这一完整的过程依然展现之后的68年的《资本论》，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青年马克思只是处在确立自身“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当然，实质上还有亚当·斯密。我个人倾向于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并列为最伟大的两位政治经济学家，他们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实质上背后蕴含着古典经济学的思路：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的研究商品交换、商品定价等具体议题，它是基于对经济结构的总体观察去解决市民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崛起后面临的社会困顿。
暂时先写这一些，之后应该会有二刷。到时候观察到影片中更多的细节再来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