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纯看“总税率”的话，中国的税收其实并不高（为防杠精在这里强调一下，这里我说的是“总税率“，是税收占GDP的比例，但是这个不代表我认为落到每一个个体上，税收负担不重。事实上我在后面就是要论述现行的税收结构让中产承担太多，而富人贡献地太少，不知道为啥评论区有那么多人觉得我认为平民百姓税收不重……）。
这是OECD国家的税收水平（税收占GDP比重）：
这是亚太（包括中国）的税收水平（税收占GDP比重，缺乏2019年数据就用2018年数据代替）：
由此可见，单纯看“税收”的话，中国的税收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不仅远远低于税收几乎占GDP半壁江山的西欧、北欧国家，也远远低于以自由市场著称的美国，以及一票经济发展水平甚至不如中国的亚太邻国（菲律宾、泰国）。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会认为中国税负过重呢？其实这主要是一个不患重而患不均的问题。正常运转的经济体，其税收结构应该是累进的，越是富裕的人，支付的税收占其总收入的比例应该越大。然而中国的税收结构却极其有利于有产者和富人，而中产阶级却替先富阶层承担了最大的税收压力。富人自然永远不会嫌税收得少，而承担了过多税负的中产也会觉得自己交的税太多了。因此，社会的普遍认知自然是“中国税负过重”。
先说几个常识：
1、税收按照征税对象来说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税是对个人/企业的财富/收入进行征税，间接税是对商品征税，而对商品征税的负担一般会体现在物价中从而转嫁到一般消费者身上。
2、税收按照税收负担的分配来说，分为累进税、平头税和累退税。累进税是指，收入越高，税率越高；累退税则相反，收入越低，税率越高；而平头税则是不管收入如何，税率统一。
3、对商品征收的间接税，不论是营业税还是增值税，一般都是累退的。这个很好理解，因为穷人相比于富人，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比较高。一个穷人一个月挣2000块钱，消费1800，假设消费的商品里面包含10%的税收，那么他支付的税收占他的总收入约为18010%/2000=0=9%。而一个富人一个月挣10万块钱，消费5万，在同样的税率下支付的税金占总收入只有5w*10%/10w=5%。
4、而与间接税相比，对收入开征的直接税，在正常情况下是累进税或者平头税，因为支付的税金就是收入的某个特定比例。有些直接税，比如大多数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法律规定高收入人群要交更高的税率。而像企业税、资本税，虽然没有法律规定的累进税率，但是考虑到能够获得企业收入或者资本收入的一般都是富人，所以宏观上来说也算是某种累进税。
5、在直接税里，不同的税种起到的效果也是有极大差异的。一般来说，对个人收入和财产的累进税更具有再分配的功能，因为其税基就是个人/家庭的收入与财产，能够“精确瞄准”特定群体。而且中低收入人群一般个税免征或者税率极低。与之相比，企业所得税在再分配方面的效果则弱一些，这是因为首先，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一般不随着企业利润的增长而提高（当然有时对于有些小微企业有一定的税收减免），同时，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般低于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税率，而且企业所得税被内化进企业的成本之后，这一税负也会被转移到员工头上。
因此，总体而言，论促进社会再分配的功能，个人所得税/财产税>企业所得税>>间接税。
而不幸的是，我国目前的税收，严重依赖间接税，直接税的比重很小，而在直接税里，又严重依赖企业所得税而不是个税和财产税，因此很难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
先来看一些国际对比。
法国的税收结构（各类税收占总税收的百分比）：
美国：
德国：
日本：
韩国：
这里面，"taxes on personal income, profits and gains"/"taxes on corporate income and gains"/"taxes on property"分别对应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都是直接税。"value added taxes"和"taxes on goods and services"则是增值税、商品税（区别在于征收方式），是间接税。然后"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是社保费用，对应于国内的五险一金，一般是专款专用不会被用于政府的其它开支，在这里可以先忽略。
可以看到，在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直接税的地位高于间接税，个人+企业所得税+财产税一般占总税收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抛开社保的话是一半以上）。因此，这些国家能够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进行转移支付，税收的负担也较多地由富人承担（这已经是发达经济体在过去几十年各种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幅削减所得税财产税税率之后的结果了……）。而在直接税里，个人所得税比重一般高于企业所得税，而财产税比重最低。
而中国是什么情况呢？
根据财政部2019年的数据（2019年财政收支情况_部门政务_中国政府网），全国税收收入约15.8万亿（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税收收入不包含社保基金收入，这里的统计口径与OECD国家不同）。其中，企业所得税3.7万亿，个人所得税1万亿多一点，个人所得税不到企业所得税的三分之一。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再加上契税、车辆购置税、房产税、车船税、城建税等，直接税总计约为6.6万亿，约占总税收收入的40%（而在发达经济体，相应的比例则超过了一半）。
对比因此很明显了，发达经济体里，促进再分配的直接税地位高于间接税，在直接税里最能促进社会公平的个人所得税地位高于企业所得税。而中国则相反，在税收总体里更加依赖于间接税，而在直接税里企业税又远高于个人所得税。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税收收入，更多地是由企业和广大消费者贡献的，而富人通过所得税贡献的部分则微不足道（占总收入的十五分之一）。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总税负不重的情况下（2019年税收+社保占GDP比例约24%，和以小政府著称的并刚刚经历减税之后的美国差不多，而OECD国家平均为33.8%，即便再把国有资产和政府基金收入算进来，政府的总收入占GDP比重也不到30%），普通老百姓和企业都感受到了巨大的税负压力。
为什么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税收结构里比重这么低呢？其实不是法定税率的问题。中国的个税最高税率是45%，虽然不算高，但是也达到了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问题在于税法的执行。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一个技术活，它需要完善的法律规章、充分的家庭财富与收入信息、廉洁有效的法律与税务部门。大多数法制完善的国家都存在着法律与税务部门都会与富人们展开复杂漫长的博弈，因此能够勉强维持一个较高的所得税收入。然而，在中国，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封堵税收漏洞，查清隐匿收入与资产、杜绝执行中的灰色地带，都极其困难。
由此可见，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税收太高，而在于税负分配不均。对于拥有好几套房产以及大量金融资产的富人来说，中国的税收聊胜于无；对于拥有一系列社会关系与政治资源，享受着最好的法律与财务服务从而能轻易规避税法的权贵来说，税收也征不到他们头上去。当然，对于好几亿月收入不到1000的人群来说，他们或许也并不在很多税收的征收范围之内，而且也享受着转移支付。“中国税收太高”，只是对于有一定劳动收入和少量财产的中产阶级而言，是一个事实。
评论区有人提到“房价也是一种隐性税收”。这是有道理的，谈中国的财政问题但却绕过土地财政一定是不充分的。其实，相比于之前所说的所得税、个人税、消费税，“房价税”更能够体现中国中国税负分担的不平等。如果把土地财政看作一种税收，那么可以将其近似地看作是一种对于住房这一商品的一次性消费税，其税收金额正比于家庭在住房这一商品的消费量。一个家庭的住房支出在总收入中占比越大，那么“房价税”的负担越重。对于富人来说，除非是炒房团，否则用于住房的支出只会占总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对于炒房团来说，给国家交的“房价税”也都能从下一个购房者身上收上来，他们只要不无脑投资实质上不会承担这一税负。更何况，现在的富人大多都在房价暴涨之前就购买了房屋，因此他们在向国家支付了微不足道的“房价税”之后，又能够和国家一样，对新的购房者征收高昂的“房价税”。对于最底层，无力在城市买房的穷人来说，自然不用交这笔“房价税”。因此，“房价税”负担最重，缴纳最多的，必然是新进城的，用自己毕生积蓄买房的新中产阶级。所以，“房价税”是最能体现我国财政负担不公平的一面，它精准地打击了对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最重要的群体——中产阶级，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底层向中产跨越的难度。而与之相比，在西方国家普遍通行的房产税就合理地多——它让房屋的持有者而非购买者承担税收负担，对于新进城的中产阶级也就友善了好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