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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国民议会在魏玛举行会议，之所以去魏玛，而不是在动荡不安的柏林，是因为该地相对宁静，而且在军事上易于防守，但魏玛国民议会的最困难的课题，不在于制定并提出《魏玛宪法》，而在于应该同意或者反对签署《凡尔赛和约》。
因为德国在1919年4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受到了现在的合约。
在凡尔赛和约里，德国在东、西、北部割让的领土面积让国民议会、政府和普通德国老百姓所震惊，同时，德国几乎被完全解除了武装，必须支付巨额赔款，不再拥有殖民地。
平民百姓、国民议会和政府当局的第一反应都是：不要签字。
如果不签字，在当时的情况下，协约国必将恢复敌对行为，挥军东进，在遭遇不到有效抵抗的情况下，按照计划占领威悉河以西的领土，事实上，当时德国政府和国民议会忧心忡忡，害怕国家随着占领而被陷入分裂。
经历了可怕的内斗和一次政府改组后，德国在合约上签字了——但这造成了一次魏玛的“原罪”，在当时，魏玛共和国被相当众多的人群攻击为卖国的共和。
尤其对比来看，这个共和制度一定程度上还是协约国强加给德国的，而前面的帝国给德意志带来统一和荣耀。
如果协约国在《凡尔赛和约》里宽容一些，魏玛共和国后来的结局不会那么糟糕。
魏玛共和国前后仅仅延续了十四年，却出现了三个明显划分的时期：
在最初的几年直到1924年，共和国看似注定着夭折的短寿；1925年到1929年之间是一段稳固和发展的时期；随即突然在1930到1932年之间形成的崩坏时期，宛如被欧阳峰点穴的小龙女，被龙骑士希特勒夺去了宝贵的贞操。
从1920年左右到1924年左右，德意志混乱至极，重复发生了由左派和右派引发的政变、政治谋杀和内阁下台，这一切都上演于巨量通货膨胀的历史背景下，而通胀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府为了摆脱巨量的战争赔款，这两次社会灾难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接着，在1925年到1929年，共和制度似乎稳定了起来，艾伯特在1925年逝世后，首次举行了合乎宪法的总统直选，但隐患已经根植于共和国深处，魏玛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不仅是艾伯特、兴登堡，或是原先第二帝国的统治阶级，事实上还是魏玛共和国的实际统治者，但他们从未真正接受这个新国家。
这时期的魏玛共和国之所以稳定，是因为兴登堡左右逢源的妥协形象，一切都是建立在他年迈的双肩之上。一旦兴登堡逝世，这种表面上的稳定又回激发出裂痕。
这个时期通货膨胀已经得到了遏制，经济情况大为改善，外交方面也有斩获：鲁尔区已经获得自由，还签订了《洛迦诺条约》。
然而不久，1929年10月经济危机爆发，扯下了魏玛共和国最大的的裂口。
在兴登堡时代还是微不足道小党的国社党，在1930年9月成为了第二大党，成为了国内政治的一股让人不得不正视的新势力。
伴随着希特勒强大的人格特质、影响普罗大众生活的经济危机，以及德国国内骤然复苏的民族主义滥觞，让纳粹主义日益成为德国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
虽然这时候德国的右派势力意图重建君主政权和德皇体制，但是民主制度下的德国选民们需要一些“朝气蓬勃”的新事物，而他们想要的，正巧也是他们后来得到的——希特勒的独裁统治。
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在1933年2月到7月这五个月里，几乎获得了所有的政治权力，而当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共产党议员被禁止进入国会，这让国社党第一次获得了50%以上的绝大多数选票，甚至可以与各中产阶级政党一同享受三分之二选票，足够修改宪法，让国会自废武功。
当时的德国人民普遍形成一种信念，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德意志再度团结的时代，而且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领头者——那位出身民间的元首将维护纪律与秩序、凝聚整个民族的力量，并且将德意志带向新的而伟大的时代。
正是这种情绪，才使得希特勒在几乎未遭抵抗之下，肃清整个政治舞台，同时创造出一个局面，使得除了他自己的组织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抗拒他的旨意或者阻挠他的计划。
这时候魏玛共和国真的寿终正寝了，直接死于选民的手里。
魏玛共和国覆亡的本身，属于一种“不明不白”、“稀里糊涂”的过程，究其原因，就在于魏玛国家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国内外激烈的政治事变和乱局，勉强找到一个临时的平衡点：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
一旦左右派的相持力量此消彼长，或是民众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也就必然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境地。即使魏玛宪法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但大家从来没有真心爱过她。
而更深刻的东西在于：魏玛共和国没有改变旧的第二帝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没有人发自内心的拥护共和，以至于覆亡时候连哀乐也没有。
最后，我对魏玛共和国的评价是：生于“原罪”，死于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