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文字狱，特别是清代文字狱特，最近看的一部书就是
的《养吉斋丛录》这是一部史料笔记，第四卷特别记载了清代康雍乾三代著名的文字狱案，也是古代中国文字狱的巅峰实录，包括
康熙时的庄廷栊案、戴名世案、方孝标案、钱名世案，雍正时的曾静、吕留良案、汪景祺案、查嗣庭案，乾隆时的王锡侯案，胡中藻案、彭家屏案、蔡显案、徐述夔案等，很多案子摘出来都会让人觉得乍看之下莫名其妙，看完后倒吸凉气
范文澜和蔡美彪两位先生在他们编著《中国通史简编》里引用了两个案例
蔡显案 江苏华亭举人蔡显，字景真，号闲渔，平生所作诗文，自编为《闲渔闲闲录》，刊印行世。书中对邑绅及知府、御史等官员，多有指责。乡绅因而嫉恨，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指书中引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是对清朝“怨望讪谤”，向松江府检举。蔡显已七十一岁，自信无罪，向松江府出首。松江知府钟光豫呈报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检阅《闲渔闲闲录》及蔡显的其它着述，指为“语含诽谤，意多悖逆”，逐条粘签标出，进呈乾隆帝。乾隆帝亲自查阅蔡书，指书中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及“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等诗句，是“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乾隆帝并且严厉斥责督抚于此等处“转不签出”，“签出各条，多属■傺无聊”，所拟有关案犯治罪等节，是“意存姑息”，“苟且完事”。（《高宗实录》卷七八六）传谕严加惩处。蔡显斩决，十七岁的儿子蔡必照发往黑龙江为奴。为《闲渔闲闲录》作序的闻人倬及蔡显门人刘朝栋等二十四人被株连，遣戍伊犁等处。 蔡显所称戴、钱得罪事，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只是因为隐含同情语气，便被指为“甘与恶逆之人为伍”，铸成此狱，罪及家属门生，在江南文士中引起极大的震动。
徐述夔案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春，江苏东台县民徐食田与蔡嘉树发生田亩纠纷。东台县出示收缴违碍书籍，蔡嘉树即指控徐食田祖父徐述夔（已故）所着《一柱楼诗》中多有违碍。徐食田将已刻书及书板向知县涂跃龙呈交。涂跃龙将田亩纠纷事结案，见徐述夔所着书中有引吕留良语句，送呈江宁书局查处。书局局员因原书未粘签指出违碍，退还东台县。蔡嘉树又径赴江宁布政使衙门控告，并将《一柱楼诗》中“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粘签摘出。布政使陶易命幕友陆炎批交扬州府，批语中有“若有违碍，俱应收解奏缴；若只字句失检，将举首之人以所诬反坐”等语。扬州知府谢启昆签出“悖逆”诗句，送呈督抚。署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将书稿及有关案卷解京。这时，江苏学政刘墉也得到民间告发，将《一柱楼诗》及原礼部侍郎沈德潜（已故）所撰《徐述夔传》呈送乾隆帝。徐述夔先世世代为官。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考中举人。进京会试时，勘磨官指他试卷中有“不敬”字句，停止考试，永不叙用。徐述夔家居吟诗，不无怨望。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病死。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子徐怀祖将其遗作《一柱楼诗》、《和陶诗》等诗集刻板流传。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徐怀祖病死。乾隆帝审阅送呈诗集，传谕说：“《一柱楼诗》各种妄肆诋讥，狂诞悖逆。”“伊子徐怀祖并敢将伊父逆词公然刊刻，均属罪大恶极。”“沈德潜敢为逆犯徐述夔作传，……实为丧尽天良，负恩无耻。”（《高宗实录》卷一○六八）将此案交军机大臣等议处。军机大臣阿桂等遵谕锁拿徐食田等人，会同刑部严加审讯，奏称徐述夔引据逆犯吕留良邪说，是“悖逆不法”；《一柱楼诗》“犴肆谬妄”；“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是“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极。”徐怀祖刊刻流传，是“父子相继为逆”，“照大逆凌迟律■碎其尸，枭首示众。”（《掌故丛编》第九辑）布政使陶易以“故纵大逆”之罪处斩，扬州知府、东台知县也以惩治迟延不力，分处流刑和徒刑。徐食田及弟食书，参与校刻的徐首发、沈成濯及陶易幕僚陆炎等俱从宽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已故沈德潜曾为徐述夔作传，内有“品行文章皆可法”等语，廷臣请旨将官爵谥典尽行革去，御赐祭葬碑文一并扑毁。碑不移置他处。长洲人沈德潜自乾隆初年以进士入为翰林院编修，以诗名一时，在上书房行走，与乾隆帝作诗唱和。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以礼部侍郎休致归籍。曾进呈所着《归愚集》，乾隆帝亲为作序。乾隆帝历次南巡，沈德潜均被召见。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加礼部尚书衔。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入朝祝皇太后七十寿辰。入朝赐杖，为致仕九老之首。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在常州迎驾，加太子太傅。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在家死去，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谥文悫。沈德潜晚年入仕，备受乾隆帝眷遇，为一代名士。死后遭此恶谴，使士林再次震动。
这里面既有彭家屏，沈德潜这些位列卿相的名宦，也有王锡侯， 徐述夔这些困居乡里的布衣，共同的特点则是他们都是汉人文士~从小处看这是康雍乾三代帝王对“以文乱法”“语含讥诮”的文人的处置，实际深层次上是满洲当权者根深蒂固对汉人，特别是汉人士大夫阶层的防范和压制。
满洲以小族临大国，在统治数以亿计的汉人时，对于汉人中的精英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不得不免依仗任用，但是数千年的夷夏观念的根深蒂固使得清朝君王也明白，这些表面恭顺的汉人士大夫，对于自己这些充满腥羶的“蛮貊”也是打心眼里的口服心不服~汉人士大夫也明白，自己无论多么恭顺，但是在“满本位”的情况下，重要职位满缺多于汉缺也是明明白白的事实，汉人也得不到根深蒂固的信任，于是康熙时三藩之乱波及半壁，无数汉人士大夫竞相投效，若不是吴三桂举止失当，康熙果断处置，恐怕胡无百年运要再次上演~所以你会发现从康熙朝开始对于稍微露出对清朝统治合法性或者当局政策不满的思想苗头，清廷就会痛下杀手，绝不手软~雍正帝对于“曾静，吕留良案”的盛怒以及在《大义觉迷录》中的心虚可见一斑~
比如王锡侯这个“盖亦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的江西老举人，就因为按照《康熙字典》编了一部字典《字贯》，乾隆看到字典“凡例”里，王锡侯居然把康熙、雍正的“庙讳”，以及他自己的“御名”，也就是玄烨、弘历之类，毫无避讳地开列出来。就认为认为这是“深堪发指”、“大逆不法”之举，应该按照“大逆”律问罪。于是全家十五岁以上额度男丁全数诛杀，余者流配关外~对于一个普普通通乡野老儒，竟然如此下重手，我想应该明白道理所在了
只不过后来文字狱愈演愈烈，不仅成为许多人寻隙报仇陷害的手段，也极大程度上搞的人心惶惶，加上原有整肃士林的目的初步达到，到乾隆朝中后期，基本上已经不再大掀波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