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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看过你所说的书籍，不过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世界上的四大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不断的持续了5000年，这是否与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的思想分不开呢？而奠定这个思想，是与中华文明在音乐实践和音乐理论方面的研究有着悠久历史分不开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考古事实表明至少已经有了9000年的历史，1987年河南省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贾湖骨笛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该骨笛是用鹤类长肢骨管制成。磨制精细，7孔。在第六孔与第七孔之间有一小孔，经测音可以发两变音，应为调整第七孔发音而钻的调音孔。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出土有两件形制相似的骨笛。据测音研究，它们是一雌一雄，印证了中国自古雌雄笛的传统。
而中华文明为什么会有如此悠久的音乐文明，我的推测可能与当时的中华大地上普遍存在的竹子有关，我的这个想法，在最近的一本叫《从古汉字谈中国先秦哲学》书中得到了证实。最近的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国家宝藏》栏目也提到了贾湖骨笛，下面就是这本书中的一些文字论述：
“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数据则又一次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距今八九千年前的早期人类，他们制作的骨笛所吹奏的音阶全部都是自然音阶，亦即是说：人类音乐实践最早问世的是多种类型（四声、五声、六声和七声）的自然音阶。”贾湖骨笛制作的痕迹让人感觉到7000余年前的先民们好像已经意识到数与音律的关系。在距今9000多年至7800年间的三只骨笛上，“都留下了制作时为计算开孔孔距而留下的计算刻度，其中M282:20号的计算是用钻头轻点而留下的痕迹，而在实际钻孔的过程中，又根据人耳对音高的校正进行了修改，这只骨笛在开到第七孔时，先开了一个小孔，经过人耳的审听，觉得它比实际需要的音略高，因此在它下方0.44厘米处又开了一个正式的音孔。经过测音，六孔至七孔的音距为178音分，它与小全音的音分182音分只差4个音分，而这4音分却是一般人耳难以分辨的”。
发现音高和发音体之间存在着数量关系，自然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较其他民族更早的发现音律与数之间的关系，笔者推测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早期的中原大地，竹子这种植物被广泛使用，从而推动人们较早的发现音律与数之间的关系。“发掘龙山文化遗址。在一个灰坑中找到一块碳化的竹节，有些陶器器形的外表也似竹节。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竹类的分布在黄河流域是直到东部沿海地区的。”“随着周朝的建立……就来到物候时期……中国的许多方块字，用会意、象形来表示，在那时已形成。由这些形成的字，可以想象到当时竹类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曾起到了如何的显著作用。方块字中如衣服、帽子、器皿、书籍、家具、运动资料、建筑部分以及乐器等名称、都以‘竹’为头，表示这些东西最初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在周朝初期气候温暖可使竹类在黄河流域广泛生长，而现在不行了。”
如果说先民们能在距今7000-8000年前用骨制作骨笛，那么用竹子制作乐器就是非常自然的事，相对兽骨来说，竹子更容易得到。甲骨文的“龠( )”就像是一种用长短不一的竹管做成的乐器。竹管乐器有一个特征，竹管越长，竹节越多，发音越低；反之竹管越短，竹节越少，发音越高。这很容易让人们发现音高与管长之间有一定的数量关系。
贾湖骨笛的考证证明，音乐理论和实践对先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从本书的第二章对数字卦的分析，周建立的“同律度量衡”，到第四章的“和实生物”，无不表明这一点。七八千年前，中国先民用贾湖骨笛吹奏那天籁之音开始，就标志着中华先民在发展过程中追求和谐与美这个“天之道”。对立统一、和谐与美这种思想很早就融入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思想也必然反映在先秦哲学之中。《周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史伯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先秦时期的哲人们始终都提倡的是求同存异，追求的是差异中的和谐和统一。我们的先民们不仅仅是用“龠”构成了“龢龤（和谐）”两个字，甚至在音律中用“和”来作为律名。这表明在古人的观念里，只有象这种存在着差异，但又统一和谐，优美的事物才能称为“和谐”。
追求和谐和美的思想，发展到了老子，更是达到一个高峰，无论是老子命名为“青昏”的道，还是“同谓之玄，玄之又玄” 的“道”，“道法自然”的道，老子都认为与音律一样和谐美妙，是“众妙之门”。更为重要的是老子用“同谓之玄，玄之又玄” 这句话来描述从无到有以及从有到无这样的“变易”过程。无论是开端还是结束，在老子看来，“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二者都是“变易”。这个“变易”的过程，如同音律一样是美妙、让人心醉的。因此，这当然是“众妙之门”。更为重要的是老子用“这个勇敢的精神第一次说出了这样深刻的话：‘有不比无多’，它是同样的少；或者：‘有与无是同样的’，本质是变。真理只有被认作对立物的统一” 。也就是说老子已经认识到：“有与无都只是没有真理的抽象物，第一个真理只是变——这是人们在认识方面所得到的一个伟大的洞见。”
通过本书的追根溯源，我们发现，从先秦时起，追求和谐就深深地嵌入到中华文明思想意识的核心价值中，追求和谐，这是始终贯穿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一个重要的核心价值观，一个追求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民族能不连绵不断，兴旺发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