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小说中东北地域文化书写研究 ——以《呼兰河传》《生死场》为例 摘 要：萧红以传奇的经历和特别的文体在一众现代作家中脱颖而出。其创作备受学界关注，除了对女性意识和生存意义的等方面研究，研究者又另辟蹊径，东北地域文化书写研究就是新议题之一。地域文化包括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萧红文学创作道路的形成既深受白山黑水的自然环境影响，又深受民情民俗的人文气氛的影响。通过对《呼兰河传》《生死场》的剖析，探究小说中东北地域的炕文化，顽固不化的婚丧民俗，发现萧红指出东北民众的麻木病态的民性，但也力图发掘并唤醒民众的反抗意识，这对于理解文学与地域文化书写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东北地域文化；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 Research on the writing of Northeast regional culture in Xiao Hong's novel creation --Take Hulan River and Life and death field as examples Abstract： Xiao Hong stands out among modern writers with her legendary experience and special style. In addition to the study of women's consciousness and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researchers have also found a new way, and the study of cultural writing in Northeast China is one of the new topics. The regional culture includes the natural landscape and the cultural landscape, and the formation of Xiao Hong's literary creation path is not only deeply affected by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Baishan and Heishui, but also deeply affected by the humanistic atmosphere of folk customs and folk custom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Legend of the Hulan River" and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Kang culture and stubborn wedding and funeral folk customs in the Northeast region in the novel, and finds that Xiao Hong points out the numb and sick folk nature of the people in Northeast China, but also tries to discover and awaken the people's sense of resistanc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literature and regional culture writing.Key words： Northeast regional culture; Xiao Hong; Biography of Hulan River; Life and death field
目 录
绪 论
一、东北地域文化影响下萧红文学创作道路的形成
（一）白山黑水的浸染下的成长道路
（二）民众悲剧见民众立场的形成
（三）关注现实的文学精神
二、关于《呼兰河传》《生死场》中的东北地域文化书写
（一）特点鲜明的“炕”文化
（二）顽固不化的婚丧民俗
（三）麻木病态的东北民性
三、萧红东北地域文化书写的意义
（一）形塑现代文学中的东北文学传统
（二）对乡土小说的发展
结 语
参考文献
致谢
绪 论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萧红的小说以其独特的写法而为世人所瞩目。这种独特的写法，是受东北地域文化所影响的，对其写作影响尤为深远。其与东北的自然环境、人类活动是无法割裂的，具有原始、野性、热情、迷狂等特点。《呼兰河传》《生死场》作为萧红的两个重要作品，其深入描绘了东北地区的人们和生活。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细致分析，可以发现萧红如何将个人经历与地域文化相结合，以及她如何用独特的叙事方式揭示东北地区的社会、历史和人文特征。
萧红的作品对东北地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展示，通过对《呼兰河传》《生死场》的研究，可以深入研究作品中地域文化的表达方式，揭示文学作品如何塑造地域认同，这对于理解文学与地域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结合观察和思考，关注萧红的生平经历，对《呼兰河传》《生死场》等作品进行文本解读，通过深入研究萧红小说中的东北地域文化书写，可以提供更深入、更全面的东北地域文化认知，有助于学术界乃至民众增进对东北地区的文化的认识以及认可，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通过知网、万方等多个渠道，搜索相关文献，查找、筛选并梳理《呼兰河传》《生死场》有关东北地域文化或者对《呼兰河传》《生死场》研究有对地域文化方面涉及的文献进行阅读整理归纳和适当引用。
文本细读法：仔细阅读《呼兰河传》《生死场》这两部文学作品的文本内容，并对其中关于地域文化书写的内容进行总结归纳和理解剖析。
描述研究法：通过归纳先前学者对萧红关于《呼兰河传》《生死场》地域文化书写方面的理解和评价，笔者对其进行整理和再现。
（三）国内研究综述
萧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作家，她的作品影响深远，《呼兰河传》和《生死场》是她的代表作，目前关于这两部作品的东北地域文化书写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有的学者主要从旧社会东北文化以及民俗文化入手，研究关于萧红小说中东北地域文化书，引起反思：如郭伦，王璐（2010）从萧红小说《呼兰河传》中东北地区的风土人情入手，点出萧红对北国的浓浓思乡情和留恋，同时，也揭示了旧中国的社会现象，对女性意识在封建社会中的埋没进行了深刻反思；陈远（2018）探讨了萧红小说《呼兰河传》中旧社会东北社会文化的呈现。通过描绘呼兰河小城的生存环境和人物形象，以及东北地区的文化渊源和方言特征，文章勾勒出了旧社会东北社会文化的风貌，还指出了小说中有对东北方言的引用，极其具有东北地域特色，这与当地独特的民俗和风情是割舍不了的，指出《呼兰河传》对揭露和鞭笞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陋习有重要意义；丛莹莹（2023）探讨了萧红小说中东北乡村社会与民间文化的呈现，特别是“媒”这一婚俗和物质生产民俗，还介绍了东北的物质生产民俗，包括农业民俗和商业民俗等等。展示了东北地域的独特文化和底层人民的朴素人生观。穆铭超（2018）指出东北地域文化中的“力”具有原始、野性、热情、迷狂等特点，这种“力”的形成与发展与东北的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密不可分。在《生死场》中，这种隐含的“力”表现为“生命意识”和“死亡意识”的色彩。探讨了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中隐含的东北地域文化中的“力”对其写作的影响。文以这种隐含的“力”为切入点，探讨了它的产生、发展以及表现。
而有的学者主要从萧红小说的历史价值以及文化意蕴入手研究东北地域文化，揭示思想内涵：郭延红（2004）总结了萧红小说生命主题的历史价值，并指出了她的小说表现的独特性，也分析了萧红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以及对生命本真状态的暴露、呼唤和渴求。她探讨了萧红作为东北沦陷区女性作家的研究，以及她的小说中所表现的生命意识。基于对萧红小说的细致剖析，揭示了其对东北农村生活的沉滞与封闭状态的深刻刻画，同时批判了这种环境对民族活力的严重制约。在探寻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的形而上内涵中，萧红将现实层面的思想深度延伸到了社会历史的最底层，从而生动地展现了农民在封建主义重压与奴役下所经历的病态灵魂与人性扭曲。这一分析不仅丰富了对萧红创作风格的理解，也深化了对东北农村生活状态以及民族活力所受影响的认知。
通过探讨萧红小说《生死场》中的文化意蕴，特别是从东北地域文化角度解读。闫秋红（2005）揭示了旧中国扭曲人性、损害人格的社会现象，肯定了抗战主题存在的历史价值，她认为小说表现了野蛮之祸与野性之美两种极端性的文化品格和主题意向。对于女性或生存的文化观照文本，特别是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地位和命运进行了深刻反思。肖海凤（2006）肯定了萧红小说的历史价值，指出萧红的创作真实反映了东北社会的现实，她对国民灵魂进行思考，挖掘了东北人身上存在的弱点，深刻揭露了东北地域文化的劣根性。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东北农民众生图，并为他们病态的灵魂唱着挽歌。
还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挖掘了萧红小说不朽的本质和特色：魏晓平（2007）点明了萧红作品的关键和本质并不是她所描写的故土，尽管它属于乡土文学，但它的笔墨更多在于揭露和批判并试图改造中国东北国民性。他还强调了萧红对家乡的情感十分复杂，爱恨难分。正由于这种情感纠葛，中国东北的黑土地不仅始终是她难以割舍的故乡，更是她自然生命和艺术生命的源泉。韩晓芹和管晓莉⁴（2006）指出，萧红是东北流亡文学领域的卓越代表，其作品中深邃地刻画了东北乡村的现代民主思想，并巧妙地运用了疾病隐喻。她借助动物的生存状态，隐喻地揭示了人类生活中存在的麻木、冷漠和顽固态度。萧红在作品中深刻刻画了人民在伪满时期前后的生存状态，既反映了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东北流亡作家们不甘为异族奴役的焦虑与悲愤，又微妙地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东北乡村的社会风貌及独特的地域文化色彩。综上所述，目前学者对于萧红小说中的东北地域文化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积累了宝贵研究经验，但是目前学者研究角度大多是从人文方面入手，本文将人文与地域结合，试图对《呼兰河传》《生死场》进行关于萧红小说地域文化书写的研究，以期勉强窥见这位作家的意图与其地域文化特性。
一、东北地域文化影响下萧红文学创作道路的形成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堪称传奇的作家。萧红从小生长在呼兰河，受到独特的东北文化的熏陶，熟悉东北地域的民情民俗，也奠定了她的艺术风格，在生灵涂炭，民众愚昧的大环境下五四运动的星火点燃了她奋起反抗的火苗，她开始执笔作刃，将挽歌注入家乡的回忆与现实，试图唤醒这片土地的人民，就这样她的文学创作道路就形成了。
（一）白山黑水的浸染下的成长道路
不同于南方的小桥流水温婉缠绵，东北的荒原上是大漠寒月这一类粗狂冷硬的景象，作为中国最偏远荒寒的地带之一，白雪皑皑的山岭间广阔的黑土地孕育着这片平原上的生灵。但是，地理位置偏远闭塞、自然环境的严酷又不适宜人居住，加上清政府为的迂腐作为让土地几百年不能得以屯垦，所以造成这片独特的白山黑水的整体上地广人稀的状态，人们的生活相对枯燥又相对安稳，他们在大平原的黑土地上耕种维持生计。在塞北边疆的呼兰小城也不例外，一望无际的田野大草原割裂了它与外界的交流，呼兰河的水也是阴晴不定，或平缓或湍急，呼兰小城的冬天的寒冷是特别的，特别到尖锐了萧红的情感。萧红来自乡村，目睹了民主、平等、自由所造成的城市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呼兰小城却依然是萧条闭塞的，接触了五四运动新思想的萧红也更能感受到这白山黑水中空气的荒寒，在东北的黑土地上，萧红看到了人们艰难挣扎于生计的沉重背负；在东北的黑土地上，萧红遭遇了人生境遇的种种坎坷。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萧红小说的背景就逐渐清晰起来。萧红笔下的呼兰河这个偏远的边陲小镇一到冬天就是“严寒把大地冻裂了......”寒冷的冬天，零下几十度是标配，小城只有萧条的两条大街，几家店铺零零散散勉强供以维持生计，但也足以让城内略显拥挤。不同于城内，《生死场》中描写对象转向了城外，这样，大平原的空旷便一览无余了：麦场、菜圃、荒山、孤月、旷野组成冷寂的一面。除此之外，在萧红小说的其他篇目中，其对万物的描写也随处可见，如在《王阿嫂的死》中，开篇便是自然景观的细节描写：“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太阳出来了，又走进朝霞去。野甸上的花花草草，在飘送着秋天零落凄迷的香气。”一系列动词，将草木太阳拟人化，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作者赋予草木的情感：叶子许是心灰意冷，亦或是感受到了人们的悲伤，主动粘附上冰冷的白霜。太阳也是慢悠悠的，不忍用自己的光触碰人们内心的冷，萧红将情感注入自然生物，更显凄迷。这些自然景观都是取自于呼兰小城或呼兰小城周边，或苍茫或凄凉，为萧红的创作
（二）民众悲剧见民众立场的形成
东北的山是磅礴的，树是高大的，雪原是辽阔的，白毛女、黄大仙的故事流传其间，神秘的面纱就此蒙上，东北民众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也就此而生，这逐渐演变为了民众万物有灵的“泛神化”思想，简而言之可以称之为“迷信”。东北的乡村是闭塞的，也带来了民众死寂的生存现状，“吃人”的社会也是周而复始，但是人们却丝毫不会去思考存在的意义，小时候的萧红在这样的社会里也侵染了一些时日，但是萧红在接触新思想后觉醒，用她独到的眼光去观察社会民俗文化和那些在困苦中挣扎的农民。她的笔触之下，封建传统文化在民俗和农民心中留下的深刻烙印得以展现。萧红用知识分子悲悯的眼光打量着农民们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展现了一幕幕“生与死”的命运悲剧。就当时东北民众的迷信来说，其信奉的萨满教就很有说法，其主张灵魂可以不死,相信人世之外还有神灵世界的存在，认为广阔宇宙间所存在的生物和无生物乃至人自身客体外的一切存在都是寓神之所。“萨满”(大神) 是连接人和神之间的桥梁，跳大神本是祭祀活动，仪式很复杂，场面很神秘。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以及传承人的鱼龙混杂，当时关于萨满教的宗教信仰变得功利又世俗。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就提到的跳大神是一种“生意”，跳大神的人常常骗取鸡鸭布匹混生活，对别人说跳大神可以请神帮忙治病，病急乱投医的人请了，大神跳了，看热闹的人也看了，看后不知几许还会问起“可不知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殊不知这整个过程就是生病的人不见变化，本是美好的祈愿，却为呼兰河人提供了追求热闹的条件，萧红则通过描绘普通的民间信仰，生动地展现了呼兰河城的文化蒙昧与落后状态，对人们盲目崇拜鬼神的愚昧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些社会民俗作为呼兰河城的灵魂，在寂静的小城中，人们往往只能在他人的悲欢离合中寻找自己的情感体验。活人在死人的热闹中消磨时光，寻找生活的消遣。在揭示这些民俗现象的背后，萧红发出了批判与呐喊的声音，她的焦灼呼唤也让我们深感震撼跳大神、放河灯、扎彩人是萧红对民俗文化的深切反思，封建思想与历史惰性附身于民俗文化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萧红深刻审视并批判了乡村社会民俗的文化现象。尽管她对那些充斥着封建迷信色彩的社会民俗持批判态度，但在她的民俗书写中，也不难发现对故土的深深怀念之情。
（三）关注现实的文学精神
萧红会关注现实的文学精神，她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生死悲剧”进行了极力的揭示与深刻的反思。萧红是勇敢冲出封建旧家庭的时代新女性，虽然后续又经历了一系列打击，她还是积极面对广阔的现实人生，心系广大劳苦大众，她痛斥国民的奴性、愚昧、麻木等毫无意义的生存以及在疾病、贫困、灾难、封建传统思想等阶级压迫下的死亡，在萧红近十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她始终致力于对人类生命存在价值的探索。萧军曾指出“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但在文学事业上，她是个胜利者。”对现实文学精神的关注不仅仅有是精神，也有民众的“欲”，萧红笔下许多人物的悲欢离合围绕着“欲”展开，如成业和金枝的野合，《呼兰河传》里兴家立业的好手王大姑娘不顾家人反对私自与卖粘糕的冯歪嘴子走在了一起，更是抛弃媒妁之言就与他同居，这也出于“欲”，小团圆媳妇是个皮肤黑黝黝的大方姑娘，她活泼开朗，但是她的家人，她的婆家，因为封建的“欲”，将两个孩子指腹为婚，酿成小团圆媳妇悲剧......从萧红的小说中，我们看出许多东北女性的性格，或直率或豪爽亦或是泼辣。《生死场》《呼兰河传》等小说，都在对普通人的人生进行揭示和开掘。萧红反复提到人们动物似的麻木、无知觉的生与死，萧红对“人命如草芥”的现象做出了极力地展示，不仅讽刺了张地主的虚伪面目，还揭示了农民群体中的愚昧、麻木和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然而，在展现这些社会弊端的同时，萧红也寄予了对未来的深切希望：在日军侵华的艰难岁月里，苦难中的人民不再沉沦，而是勇敢地奋起反抗。无论是历经磨难而更加坚韧的王婆，还是曾显露出懦弱一面的赵三，乃至那个曾只顾自己老山羊的瘸腿二里半，他们都在这场民族危机中觉醒了，这是民众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升华，也昭示着萧红小说创作的基调已经奠定——揭露东北地域文化的劣根性，描写他们的蒙昧滞后，同时又试图唤醒人们沉睡的生命意识。
二、关于《呼兰河传》《生死场》中的东北地域文化书写
《呼兰河传》《生死场》作为萧红的两个重要作品，其深入描绘了东北地区的人们和生活。两部作品都是萧红远离故乡后对曾经生活的环境的一种深刻的自省与反思，她以现代人的眼光冷静地观照自己熟悉的生存环境，挖掘和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细致分析，可以发现萧红如何将个人经历与地域文化相结合，以及她如何用独特的叙事方式揭示东北地区的社会、历史和人文特征。东北作为萧红的故乡，既是她艺术创作的源泉，也是她创作发芽生长的培养皿。萧红在离开故土以后，将思念和其他情愫化为文字落于纸上，《呼兰河传》《生死场》都记录了特点鲜明的“炕”文化，描绘了东北的独有的民俗文化，批判了东北民性的麻木病，从而使小说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和东北文化特质。
（一）特点鲜明的“炕”文化
萧红笔下有一样极具东北地域特色的物件——炕，它贯穿了东北人的一生，从生到死。这种炕是一种独特的存在，“炕”是东别人民最割舍不了的物质文化之一，在呈现东北寒冷与落后的过程中，萧红特别突出了“炕”。炕的下面是炉膛，在需要使用时可以放入木头、稻草等材料燃烧取暖，在暖气还未遍及时，北方大都以炕作为床榻，长此以往，也对东北人民的生活习惯造成了影响，且由于北方特别是东北一带，东冬天几乎都是零下几十度，炕成为了每家每户尤其是农村必不可少的一样“家具”。这样的炕，在萧红的小说中被赋予了特殊意义。
在《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中，炕多次出现并自成独特的场景。《生死场》中写到：“冬天，女人们像松树籽那么容易结聚，在王婆家里满坐着女人”。寒冬，王婆家的炕上是一堆像松鼠籽一样挨挨挤挤的女人，她们又像松鼠一样叽叽喳喳，做着针线活，拉着家常，时而议论议论东边的新媳妇儿，时而声讨西边卖菜时常缺斤少两的屠夫，时而又毫不羞涩地说说闺中笑话，互相开几句玩笑，就这样村中的所有八卦和奇闻轶事她们都了然于胸，该议论的不该议论的也都被她们议论完了，这独具东北地域特色的“炕”，为东北女性创造了一个特别的谈话空间，成为了她们排遣寂寞、寻找慰藉的独特场所。通过这个意象，萧红深刻地展现了东北贫穷山村中妇女的无知与不幸。尽管王婆家炕上的闲聊可能显得无趣甚至低俗，但其中也透露出一种怡然自得、闲适安逸的生活态度，月英家的炕上就是另外一番风景了，让人实在是不忍看，溃烂的腿，生长的小虫，每一幕可谓都是令人作呕，看了这一眼，谁能想到这摊在炕上的女人曾是打鱼村人人倾慕的第一美人，这位可怜的女子，在刚瘫痪的时候，丈夫还能用枕头围住在她四周，可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妻子也不例外，之后枕头变成了砖头，四四方方的墙一并月英的心也封闭起来了，整整一年，月英都是坐着度过，未曾躺下睡过一次安稳觉。或许，她宁愿长眠于坟墓之中，也不愿再忍受这肮脏不堪的炕上生活。我们无法忘记，那个堆满砖头、布满污垢的炕，它本应成为东北人民温暖舒适的所在，却变成了打鱼村最美丽女子月英此生难以抹去的污点，也是无数不幸故事的发源地。五姑姑的姐姐在尘土飞扬的土炕上艰难分娩，而王大姐则只能无奈地将孩子用草裹起，放置在炕上去，“其实看不见什么是炕，乌七八糟的都是草，地上是草，炕上也是草”。在萧红笔下，土炕是女人的话语空间，也是女人的灾难所在，更是人民贫穷生活的无奈所在。这样寒冷的冬季，这样温暖的炕，炕出闲适的女性聊天室，也炕出女性直白的凄惨悲哀所。
（二）顽固不化的婚丧民俗
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萧红的笔下，呼兰河都是偏远落后的，所以相对于来说礼俗约束力量薄弱，许多地区都呈现未开化的状态，呈现野蛮化、原始化，民众常常只追求低级的欲望满足，围绕着“欲”的悲欢离合就在萧红笔下展开。在这片土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不是唯一的婚姻方式。萧红的小说中超常规结合为夫妻的情况不少：《生死场》中金枝嫁给成业，是因为他们野合导致金枝怀孕了；《呼兰河传》里兴家立业的好手王大姑娘不顾家人反对私自与卖粘糕的冯歪嘴子走在了一起，更是抛弃媒妁之言就与他同居；《呼兰河传》中胡家的大孙媳妇更是直接离家出走，和别人私奔了。萧红写这些是为了突出女性的悲哀和不幸，但我们也可从中看出东北女性的大胆泼辣。《呼兰河传》详尽地描述了东北小城的婚姻习俗。人们借着看野台子戏的时机，偷偷相亲。说媒的约定两家的父母在戏台底下，第一天或是第二天，彼此相看。一旦双方满意，婚姻便进入下一阶段——过“小礼”。所谓“小礼”，实则是法律意义上的订婚仪式。一旦完成这一环节，东家的女儿，终归就要成了西家的媳妇了。还有一种陋习——“童养媳”，在《呼兰河传》中也有提到，小团圆媳妇就是童养媳，在这种模式下的婚姻最可怜的莫过于女方了，在这段关系里，女性被物化，婚前要在婆家尽职尽责，婚后需要给婆家创造价值，还要忍受婆婆和其他人的欺辱，活生生从一个活泼开朗的大姑娘变成惨妇，最后的结局是小团圆媳妇被婆婆害死了。新文化运动过后，童养媳在南方和中原一代已经基本绝迹，而在东北还保留着这种落后的习俗，凸显了东北边城的闭塞和蒙昧的生活面貌。
不同于婚嫁对人的强力约束，东北平原的丧葬对死人极其慷慨大方，在《呼兰河传》中萧红着力描写的扎彩铺子卖的东西，就是用来给死人“享用”的，许是认为活着的时候受了太多苦，去世了必须要好好享受一下了。粗略地说明其他几家店铺人员的生死命运，继而开始花费大量笔墨介绍东二道街上为死人而预备的扎染铺子，人死了，魂灵就要到地狱里边去，地狱里边怕是他没有房子住、没有衣服穿、没有马骑，活着的人就为他做了这么一套，用火烧了，据说是到了阴间就样样都有了。陪葬的有豪华气派的房屋大院、面带神色的厨师马童、装潢富丽的骡子车马、还有详细收支的账本、有名有姓的家仆侍婢等，值得一提的是，东北的丧葬文化中有一个独特的仪式叫做“报庙”。这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宗教活动，而是与丧葬紧密相关的一种特殊习俗。当家中有人离世，亲人会前往特定的庙宇，如规模宏大的龙王庙或隐蔽于林间坟地的小庙，向阎王报告亡者的离世，以便在阴间为其预留一个位置。完成这一仪式后，亡者方可得以安葬。萧红在描绘东二道街上的扎染铺子时，深入探索了这种丧葬文化。她详细描绘了为亡者准备的各种物品，这些物品丰富而精致，然而与现实生活中对活人的冷漠态度相比，这种对亡者生活的过分关注显得尤为突兀。这种差异使得东北的丧葬文化成为了萧红笔下的一个重要批判点。然而，在批判之余，萧红也展现出了对人们无奈选择的宽容与理解。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们所面临的困境，或许这种对死后世界的期待与准备也是他们心灵上的一种寄托。因此，萧红的情绪在这段描写中显得尤为复杂，既有批判，也有对人们无奈选择的同情与宽容。在萧红的小说中，她提到的是没有报庙的特殊情况：王大姐死于难产，那时候的说法是死于难产“传说上这样的女人死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是将要成为游魂的。”还有小团圆媳妇未成年就去世了，属于早殇，就算报庙，阎王那边也通过不了，另外还有一些非正常死亡的人，比如淹死、车祸死亡等统被称为“横死鬼”，这些人的灵魂也属于游魂，不必报庙。可见在丧葬的仪式上也体现人类命运的不平等性。萧红借这些正面例子反面例子展现了普通民众的迷信和迂腐，指出了当时东北地域文化的落后，批判了这片土地上人的愚蠢无知。
（三）麻木病态的东北民性
东北人的生命意识在某些方面显得自在而朴素，他们的生活重心仅仅出于满足温饱，而非过分追求高远的人生目标和理想。这种生活方式虽然可能给人一种缺乏深度和高层次追求的印象，但却透露出一种坚韧和顽强的生命力。对于他们而言，“活着、活下去”就是最朴素的生存法则，即使面对生活的种种艰辛和困难，他们也能凭借顽强的毅力与之抗争，展现出一种与恶劣环境抗争的姿态。在《呼兰河传》中，冯歪嘴子的形象生动地体现了这种生存哲学。尽管他的生活孤独且单调，但他却能在其中找寻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即使在遭遇巨大的人生变故，如失去妻子后，他依然能够坚强地带着孩子们生活下去，对未来充满希望。这种对生活的坚韧态度，正是东北人生命意识中最为宝贵的一面。然而，这种生命意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缺乏高远的追求，东北人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会显得惰性较大。这也导致他们在某些方面对于生活的认识和理解相对浅显，缺乏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但恰恰如此，这反而是东北地域文化的独特体现，也揭示了人类生存本能的一种原始状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东北人的生命意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逐渐丰富和提升。东北人的生命意识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我们应该尊重并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特征，鼓励他们在保持坚韧生命力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和人生追求，以更好地适应和应对现代生活的挑战。萧红对于东北民间的这种生存状态的描写是力透纸背的，她写除了东北民众“苟且偷生”的糊涂生活态度，也写出了他们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是生命意识的残缺，另一方面，生命意识如破土的新芽，即将觉醒。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存条件下，人们不仅面临着巨大的生死压力，而且生命本身也显得尤为渺小、脆弱，似乎缺乏任何实质性的价值。这种环境使得人们常常呈现出一种病态、蒙昧且畸形的生活状态，与真正的人性背道而驰。萧红在她的乡土描述中生动地呈现了这种生命状态。在她笔下，生命仿佛被束缚在单调的生与死的宿命之中，人们缺乏对生命的深切眷恋和坚定追求，也缺乏一种自觉的生命意识。这样的描绘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东北人的生命观和生活状态。
三、萧红东北地域文化书写的意义
在“九一八”事 变之后的几年里，罗烽、萧军、萧红、白朗、邓立等人受启蒙运动的启发，开始对新文学进行探索，无一例外，日军的铁蹄将他们逼出了故土，他们不谋而合，操起笔杆子做武器，创了神似的理念与精神，随着李辉英《万宝山》、萧红《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罗烽《第七个坑》的出现，东北作家群逐渐显现，他们对东北地域文化进行书写，开启了抗日文学之先声，“落后”“蛮荒”的东北地域也逐渐走入大众视野。
（一）形塑现代文学中的东北文学传统
1935 年，24岁的萧红凭借《生死场》打响了抗战文学的先声，扬名文坛，1940年，29岁的萧红创作的《呼兰河传》，被誉为新文学三十年艺术成就最高的三城之一。鲁迅曾预言萧红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而深受鲁迅器重的一代才女却最终死于战争，年仅31岁。“我将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的过早离世，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遗憾。虽是身死，但精神和文化财富是永存的，她接触的新思想，新文化，在当时瘴气重重的社会中化作尖刀，刺向社会的毒瘤：东北民众的麻木、 愚昧和奴性。对传统社会沉于世俗生活深处的病态心理现实给予深刻而犀利的揭示以至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东北文学给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极大的震撼和深远的影响。在回顾萧红所处的20世纪时，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无数人的命运带来了巨大变化。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一直备受研究者的关注。而在众多现代作家中，萧红在战争中的经历显得尤为典型和引人深思。她的小说作品《生死场》和《呼兰河传》都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生动地展示了生活的艰辛与死亡的残酷。这种深刻而真实的悲剧感让读者在阅读后不禁感到难以言表的压抑和沉重，仿佛陷入了欲罢不能、欲言又止、欲哭无泪的境地。抗日战争拉开序幕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一些作家包括萧红被迫陆续离开家乡开始在外的漂泊生活，尽管远离了故土长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但她没有淡漠对故土的情感，反而增强了对家乡的思念。萧红深受爱国情感和故土情结的驱使，在生活的颠沛流离中创作了大量以抗战思乡为核心的优秀文学作品。她以东北地域为创作基石，深入挖掘并呈现东北文化的深厚底蕴，直面当地民众的生活困境，是经验丰富的“文学界医学圣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她独特的文学风格，如荒野和泥土般的质朴，深刻展现了她对东北故土的深情厚意和作为文化先行者的深刻思考。萧红以批判性的眼光捕捉到了东北地域文化中最显著的特点——漠然与荒寒，这既是对东北地理环境荒芜冷酷的描绘，也是对东北文化闭塞、发展受阻的揭示，更体现了东北农民艰苦生活的写照。萧红以其杰出的文学才华和深沉的民族情感，成为一位心系祖国、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伟大文学家。萧红在面临个人不幸与逃离时，并未将小说视为自我表现的媒介。她的作品始终紧扣反抗日本侵略的主题，紧密连接着人民和民族的命运，深刻描绘战乱时期中国人民，尤其是穷苦大众的苦难生活。她的文字战斗而真实，聚焦于大众的生活百态，而非浮华的儿女情长。萧红并未被消极情绪所困，她在缅怀中反思，在同情中鞭策，在否定中寻找肯定，作品中蕴含着催人向上的力量。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家乡的深情厚意，无论是风雪、林海、草场还是松花江，都承载着她的思乡之情。同时，她也深深热爱着人们的善良品质、互助精神、勤劳习惯和真挚友谊。
（二）对乡土小说的发展
萧红作品中常是东北群众口语，描述也是用的东北地域语言，使文章能够通俗易懂而极富感情，极具农村特色与乡土情调，也极具艺术特色受其影响，萧红的独特性在于“她同时代作家那种秉持线性历史观的乐观昂扬，也没有在假大空的解决方案中寻找心灵的避难所，而是直面自然荒原中的人的主体性被剥夺之后备受束缚的命运悲剧和苦痛不堪的生存真相。”可见，萧红是以其思想意识中强烈的人类意识、自由意识及个性主义来书写她对东北地域文化的独特认知与理解的。现当代乡土小说中农民多是把愚昧无知的，萧红笔下的也是这样，萧红的作品中很多地方体现着绝望，但是这些绝望中大多带着希望，给人看到向前发展的希望。她将挽歌注入作品，试图唤醒农民的灵魂，唤醒他们的民族精神，她虽然写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愚昧迂腐，但也试图唤醒他们，在生命受到危及的紧要关头，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当日军的铁蹄踏入这片死一般沉寂的乡村时，当村民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们便要反抗了，尽管这种反抗是不完全的。但可以看到，当宣誓的时候，寡妇们也热烈地回应着，连老赵三也被触动了！两部小说中，人们盲目地历经生命坎坷，虽无激越之声与壮丽之景，但那幅原始的生存画面却令人惊讶，给予人们生活下去的希望与能量。无论是坚强面对苦难的王婆，从死神手中挣脱而出的她，还是那位年迈而懦弱的赵三，尽管心怀善良却略显胆小，甚至那个只顾自己老山羊的谨慎的瘸腿二里半，他们都在民族大义的关键时刻，展现出了毫不动摇的反抗意志，决心捍卫生命与尊严。这反映了中国农民在苦难中的真实“野生的奋起”，是生命意识瞬间的觉醒。
在萧红的创作中，其作品凸显的东北地域特色尤为鲜明。这一特色让她的作品在“东北作家群”中独树一帜，成为东北乡土小说创作的杰出典范。同时，她的作品也为中国文学增添了独特的东北地域文化色彩，使人们对东北的风土人情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结 语
纵观萧红的小说创作，她在白山黑水中奠定了写作的整体背景，以坚定的民间立场高度关注东北地域文化传统，勇于正视直面其中落后麻木的文化陋习勇敢揭发民众的劣根性，不论是炕文化，还是顽固不化的婚丧民俗，都是她批判的对象，但也力图发掘民众不甘的反抗力量，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思想启蒙，她心系家乡，忧国家存亡，她以笔杆作刃，结合东北地域特色文化为，试图刺破封建，刺向敌人，把民众从物质和精神上的困境中拯救出来，从愚昧麻木中苏醒，在家国存亡之际奋起反抗，捡起勇气，奋起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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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落笔至此，我的大学四年学习生涯也将接近尾声。
当然，这并不代表我从此断开了学习之路，相反，我会用更具想象力和更大的诚意去学习创造。
回首四年，我想对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表示真挚的感谢。感谢我的老师，是他们给予了我知识，他们是大海中的灯塔，即使孤帆也能远航。特别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她秉着严谨的教学态度，耐心的指导我的论文写作，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问题。
我把时间当作最好的朋友，并早已立下志向，把自己的所知所学发挥到极致，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
从青春的岁月跨越出来，最大的改变是，我能够坦然地看到自己的平凡，所以我愿意用质朴的逻辑追求梦想，坚守本心，不负热爱，坚定地面对所有潮起潮跌、盛放寂寞。
个体的成长与群体关系之密切，所以再次感谢大家，我将带着大家给予我的知识我的热爱踏上新的旅程，上一刻蓄力，下一刻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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