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人说自己的“议程设置”能力很强,我想他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他在某些话语场景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能够决定和引导一次对话的走向。这并不是著名的大众传播理论“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的含义。至于语言学研究中是否有这样的概念,我就不清楚了。
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指的是媒介对受众认知领域中议题的优先性顺序的影响作用。说白了,就是,大众媒介,能够影响我们更关注哪些事情。
在这一理论中,议程设置有三种模式:
知晓模式(Aware Model):大众媒介上呈现某个主要议题,而受众则注意到了这项议题,即有与没有的区别。比如有些事情政府不希望我们关注,就对媒介下达了一些指示,于是我们就看不到了,不知晓也就不讨论。
我们也可以叫它0与1的差别。
显著模式(Salience Model):大众媒介上呈现两项主要议题,而媒体比较强调其中一项,而对另一项议题的曝光较少。同时在美国发生的枪击惨案和在我国发生的幼儿园砍孩子事件在我国媒介中“竟违背了新闻的接近性”这一事件,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体现。
我们也叫它1和2的差别。
优先模式(Priority Model):大众媒介上有两项以上的议题,而媒体会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加以排列,借此分配曝光时间的比率分配。报喜多报忧少,这是优先模式。
我们也叫它1、2、3....模式。
议程设置理论是所谓的经典理论,但在运用中,我们必须注意到其产生年代与社会背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媒介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和现在话语权更多地分散在自媒体和碎片化社交媒体的媒介环境相比,是强得多的。当时一系列的大众传播研究都更多地关注媒介的影响力,而比较忽略受众在面对媒介时的抵抗和回避能力。
所以,当现在再谈议程设置,必然需要我们结合实际的媒介环境,更要考虑到西方与我国实际社会情境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