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在Beyond那场经典的91演唱会上，有一个男孩戴着黑白格子的棒球帽，穿着白衬衫，站在灯光不太亮的舞台后方，他的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微笑，一脸温柔地看着台上的Beyond，心甘情愿给他们唱伴唱。
唱到最后一首歌《光辉岁月》时，黄家驹介绍乐手：“那个戴帽子的靓仔，梁翘柏，浮世绘的主音歌手。”
那个“靓仔”弯腰鞠躬，帽子却不小心滑了下来，遮住了脸。他倒也不把帽子拿开，就这么不露脸地被点了名，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到了舞台中央，站到家驹的身后。
这个戴帽子的男孩是黄家驹的好友，十几年后，他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电视节目上，他就是《我是歌手》、《幻乐之城》上的音乐总监，梁翘柏。
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那个被黄家驹痛批“香港只有娱乐圈，没有乐坛"的时代，歌星们都在翻唱日本的曲子，直接拿过来填上粤语词，简单、红得快。而夹band（粤语，意味”组乐队”），被认为是最没有出息的选择，大家都不赚钱，也不可能赚钱。
正是在那个时候，黄家驹组建了Beyond，梁翘柏组建了“浮世绘”，同时期还有“达明一派”、太极、小岛乐队等，他们坚持做原创，后来一度在香港掀起一阵组乐队的浪潮，为香港乐坛撑起了另一片不同颜色的天空。
梁翘柏与黄家驹在那个时候成为挚友，乐队之间的成员也经常互相“串门玩”，今天你来我的队里帮忙弹个吉他，明天我帮你唱一唱和声。那一段和好友们没日没夜地在一起玩音乐、狂练吉他的日子，是梁翘柏心中对于青春最美好的记忆。
▲Beyond的《再见理想》中的其中一句歌词，出自梁翘柏的手笔。
玩乐队不赚钱，大家只能一边打工一边玩。当时黄家驹和梁翘柏的正经工作是保险推销员，一起卖保险的还有beyond的鼓手叶世荣。
▲你能找出这张照片里面的梁翘柏、黄家驹、叶世荣吗？
那时候黄家驹住在苏屋邨，是香港的公共屋邨，黄家驹一家蜗居在其中一个面基窄小的单位。
人生得一知己，是一大幸事。梁翘柏与黄家驹，一个自然奔放，随性灵动，另一个则温文尔雅，创作时带有浓郁的学院色彩，两人如高山流水遇知音，惺惺相惜。
万万没想到，就在91年演唱会两年后，黄家驹在日本跌落舞台，意外离世。
在很多人眼中，家驹是乐坛奇才，是音乐先驱，是乐队文化的英雄，是社会现像，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但在梁翘柏眼中，除了以上的一切之外，他更是一位重要的好朋友，是梁翘柏成长的一部分。
2008年6月10日，是家驹的生忌，梁翘柏情真意切地写下长文《我和家驹的二三事》，怀念旧日与他之间的点点滴滴：
梁翘柏与刘志远等人于1985年组建浮世绘乐队，后来历经几番成员更替，一共只出版了一张EP《忧伤都市》（1985） ，两张大碟《爱花的少年（1989）、《知道不知道》（1990），就早早地解散了。
有别于当时香港满大街的流行曲风，也有别于beyond、太极等同时期乐队们玩的摇滚曲风，浮世绘的风格更为前卫，颇有末世摇滚的意味。他们用多种乐器和音色，营造一种迷幻氛围，他们的作品满溢着艺术家的气息，那是一种勾引人却不媚俗的华丽气质——而当时才不过是二十世纪80年代。
有记者曾问梁翘柏： “在那么一个黄金时代，却成为了小众音乐，最后解散，会觉得焦虑吗？”
他很调皮地笑：“每天都很焦虑，我一直都很想大众，或者觉得自己非常大众啊！我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受欢迎。”
自己喜欢的音乐得不到市场认可，恰好这时香港电影蓬勃发展，1992年，梁翘柏在经过慎重思考之后，决定索性转行，到美国纽约修读电影研究。
梁翘柏留学的第二年，1993年6月，黄家驹在日本坠台逝世，也终结了香港摇滚的辉煌时代。
当梁翘柏毕业之后回到香港，又遇到了香港电影发展的低谷期，兜兜转转，梁翘柏甚至一度找不到工作，这时一个以前组乐队的旧友，此时已经成为了唱片公司高层，他问梁翘柏：“有个新人，你愿不愿意帮她做专辑？”
梁翘柏说好。
那个新人就是卢巧音。
从1999年卢巧音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起，梁翘柏与卢巧音一直合作无间，为卢巧音打造了好几张水准远高于市场品味的概念专辑。2005年的《天演论》，虽不讨好市场，但却被称是制作精良至堪称无与伦比的神专，足以在港乐史上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正式转战音乐幕后的梁翘柏，还给陈奕迅写了《红玫瑰》、《白玫瑰》，给王菲制作了《光之翼》……也开始频繁担任演唱会的音乐总监。
梁翘柏说，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从自己的乐队到为他人制作专辑，到底要不要讨好市场，仿佛是一个千古难题。梁翘柏却很淡然，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我不想做一个很‘滥’的制作人，不要以为自己做出来没人听到，其实只不过听到的人的言论还没到你耳边而已。我不想要写一首歌大火，但第二年已经没人记得。”
洪涛筹备第一季的《我是歌手》时，邀请梁翘柏去做音乐总监，信誓旦旦地对梁翘柏说：“我想要做一个演唱会水准的音乐节目，要最好的乐手、最好的音响，编曲什么的统统都要做到最好。”
梁翘柏心中偷笑：“每个电视台都是这么讲的啊，难道你会和我说你想请三流乐队，来做一个三流的音乐节目吗？”
梁翘柏的对洪涛的不信任，大概是有几分幕后工作者的“妄自菲薄”。对一个音乐现场来说，最好的乐手、最好的音响，就意味着要花很多钱。而在一个电视节目里，大家只看到歌手穿着漂亮的衣服从灯光底下走出来，怎么会有电视台那么傻，要把大量的钱投在灯光照不到的乐手和音响上呢？
梁翘柏试探地问：“好比说我编一首歌，要用竖琴，是用真的竖琴，可能很贵，也很难找。”洪涛还是一脸的信誓旦旦：“没问题，你尽管去想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尽可能地配合你。”
梁翘柏于是知道，这事能成。
随后2013年，《我是歌手》第一季爆红，这时全中国才知道，有个人叫梁翘柏，有一种职业叫音乐总监。
这一年，时代已经和他十五六岁玩乐队时很不一样，唱片店接连倒闭，多栖艺人远多于“纯歌手”，人们愿意拿100块去看一场电影，却不愿意拿50块去买一张实体专辑。
在《我是歌手》，梁翘柏带领着全中国最好的乐手团队，他把与乐手的合作称为“回归”：“现在很多音乐可以被电脑代替，我们想要一个竖琴的音质，电脑就能给一个竖琴的声音，大家就忘了竖琴是长什么样子的。我希望有乐手能在电视上，透过一个流行的形式把这些记忆展现出来，让大家知道自己一直听到的那个声音是假的。我想让大家听见真的声音。”
尽管梁翘柏认为不能靠电视台救乐坛，但他觉得，这时代或许还不算太坏。
梁翘柏是典型的工作狂，为《我是歌手》工作的那几年，他频繁往返于香港、长沙、北京，每天只睡3、4个小时。
节目彩排的时候，他一屁股坐在灯光照不到的乐手池里，一坐就是一天，脑子和嘴巴却不能停下，需要不停地和乐手、歌手、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沟通，这一首歌在排的同时，他已经要分一部分的脑细胞去思考下一首歌彩排的安排——“好比我现在有十个锅在咕咕地煮着，但我只有三个锅盖”，一期节目彩排下来，梁翘柏往往累到精疲力尽。
有人问，是什么能支撑他这么痴狂于幕后工作？
梁翘柏说：“不必介意所谓的幕前与幕后，我做音乐工作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好玩。”
从业数十年，依旧能对自己的工作能给出“好玩”这样的评价，并为之痴狂。也许，这就是在这个时代，梁翘柏依旧能让人唤起对音乐最初的那一份感动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