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届毕业生。我还是习惯叫它启智,尽管现在的新生好像一进来都习惯称自己为铁一人了
以下是我到铁一这一年多来见到来自不同初中的同学以后得到的一些思考。离开启智,回头看它往往更真切
我只是启智和铁一的学生,没有在其他中学就读,对于其他学校的观点与看法和实际可能会有出入,毕竟都是从我个人视角出发而得到的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如何,没有启智就没有我的今天
先谈谈为什么启智中学变成了柳州铁一中学(初中部),我认为和下面这个文件有关系。
详细可以到这里看看: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_教育_中国政府网
另外,2021年的双减政策砍掉了初三的一个月的补课时间,启智学子痛失周六(补课变成全天自习),一个班被切散到不同教室躲躲藏藏,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政策针对的是哪一类学校了吧
义务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其目的本就是为了普及、兜底。利益和资本掺杂,功利之心重重,确实不应该加之于教育
(相关报道参见《中国新闻周刊·“公参民”大退潮》)
再说说近几年启智扩招的情况。
我们17级全年级14个班,4个学区班;到了21级变成21个班,7个学区班(不含崇远中学),可见其扩张之快,也看得出启智历届耀眼成绩对于家长们来说相当诱人。毕竟,家长们择校的标准似乎都集中在了成绩上面。另一方面,学校近几年的扩招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一些学生考不上启智,家长只能投钱买学籍(学区房大多都只是毛坯没法住人),到头来学校又因为爆满没能安排宿舍,甚至出现以下现象:
(来源:龙城市民云)
我的亲身体会是:我那届整个小学(柳州某一县城)只有我一人来到了启智,其他能考到柳州的同学大多去了十二中八中龙中;现在情况完全改变,来启智的成了大多数。初三那年,我看到广西各地的学生涌来启智考试,才小学毕业就准备着挺厚一本简历,甚至有的家长苦求给孩子考试机会,这对比我们当时他们确实不容易,毕竟竞争太大了。只能说,现在的启智似乎没有三四年前那么纯粹了,功利主义太盛无可避免导致各种矛盾堆积
21.10.2
说回我自己。
坦白说,初中的最后一年我一直把柳高当做自己的目标,甚至也怀着要考进柳高的信念走进中考考场。毕竟,启智是铁一初中部,老师有他们的铁一情怀。最终是拗不过各种软的硬的,来到了铁一。
这里不讨论两校的好与不好,铁一现在也是我的母校,我认为这两所学校没有必要排出个第一第二。当初自己单纯是想体验不同的模式,不同的环境。但现实状况确实和柳高老师说的一样,“你们要来压力不小”。
直到现在,在铁一遇上不顺常会幻想如果自己到了柳高又会怎样,当然自己心里的那个柳高肯定被理想化了很多,但自己最初的理想或者说抱负被没能实现了终归是有些不甘
到了铁一,总可以隐隐约约感觉到,不同初中的同学都有着属于自己初中的共性(或者说多数人的共同特点,这个肯定不能对所有人一概而论)。明显地感受得到哪些学校的同学有趣,哪些学校的同学很好相处。
在我看来,启智学生的共性大概可以简单粗暴的概括为:磨平了棱角,做事相对谨慎;另一方面,创造力不高。目前我不敢把这个特征的原因归咎于启智的教育模式,但可以看出来的是,启智的唯分数论确实很深的影响了我的一些方面,无论是用在学习工作、艺术创作等等;另外,我会被分数影响情绪很长时间,对班级学校的活动和事务不关心(映射到社会中应该就是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等。我认为这是相当短视的表现
来到铁一的第一个学期,我因为自己作为班干没能组织起一场迎新会而羞愧,因为我确实不会“玩”,最后很感谢一位八中的同学帮我完成;到铁一以后,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样的活动不是形式主义而是仪式感(指的是班级活动不是学校活动)
还记得,刚到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主任把全班启智的同学召集起来谈了次话,大意是说:我们启智的同学要多和十五中、十二中、八中的同学交流;而铁五、四十六中还有壶西基本上都和启智一样,是铁路教育系统的那套模式。现在想来,大概是让我们多和不同思维模式的同学接触吧
有人可能会说:高中你不拼成绩你还想拼什么?
我只是不想成为那种考上了好大学后发现自己一无所有的小镇做题家
话说回来,我有能力有条件追求更好的教育资源,我不想在小县城的初中度过三年,我错了吗?学校给我们这些渴望攀高的人创造条件,学校错了吗?
都没错。这就是大家成天喊着的内卷,是系统的错误,不是个人的正确(刻苦和努力)。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来看,启智的存在似乎违背了教育均衡化的要求;但从具体的个体而言,它又满足了来自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的家庭对优质教育的期待。
如果现在打开“柳州市启智中学吧”(我很久没碰过百度贴吧了),可以看到现在仍有家长或小升初的毕业生,在为入学启智而打听奔波,询问考试渠道或内容,其激烈程度远胜于五年前。
2017年,尚未接到考试通知的我提前等候在当地一所被安排作为入学考试考场的幼儿园门前。多亏一些已尘埃落定的学生的缺考,才让我有了参加考试的许可。半命题作文《我是个__的人》依然记忆犹新。或许是初生牛犊的傲气,也可能出于为博得好感的“世故圆滑”,我填入“自信”二字。依旧说不清那一纸试卷和我当下的近况有何关联,但那些试题确确实实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彼时对升学、择校这些概念上不明晰的我们,已悄然卷入这场大人安排好的洪流之中。
至少,手握优质生源选择权的启智,将目光聚焦在了三年后诸如“A+率”“A+个数”等空洞的数字上,一个个具体的学生都被用字母所表示的等级取代,又被学校看作是招生的筹码,由此形成了看似良性的循环。
启智无非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个应时代需求而生的产物
21.10.2
学生负担做减法 教学质量做加法——柳州铁一中学(初中部)落实“双减”政策措施
放假了,再写写
步入高中很长一段时间,我仍感觉自己与铁一存在着隔阂,隐约觉得它不过是我走向人生下一站的一个跳板、驿站,而想要回到启智的念头愈加强烈,哪怕只是再走走逛逛。某种层面上,启智俨然成为了我的精神寄托和对初中追忆的物质载体。我姑且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归属感的流动”。
即便能回去,也可以明显感受得到它的巨大变化。光是自己的任课老师就有大半去了高中部柳东校区(原因不详)。新面孔新环境又好像冲淡了原本的归属感。毕竟“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22.1.21
经过深思,我认为“总结出一类群体的性格特征”欠妥。因此,我希望将此前的表述转换为“启智学生表现出的较为明显的两种性格特征”。
以下为此前所写的原文:
补充上文提到的“启智学生的一些共性”,更进一步我想将其分为两类:一类较为循规蹈矩,另一类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一个大环境就是启智的严格管理、节奏紧张,包括但不限于教学、宿舍管理等方面,以及与外界相对较为闭塞的校园环境。一类学生会选择逆来顺受(以我为例),逐渐对于学校的安排表示默许的态度(当然客观上有个好处就是:到高中面对补课的安排可以心平气和很多 )。而另一类可能是因为天性活泼、向往自由,在“高压政策”实施下反而愈加乖张,出现违反校规的行为。在我看来这背后也可能与青少年在该时期日益增长的自我意识有关。
其实第二类的学生有时也会采取一些较为极端的方式“反抗”,且不谈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懈怠躺平,还是说能够获得更多自主安排的时间,这样的行为一旦被放到舆论之下,遭到的来自本校同学评价几乎是清一色的抨击和诟病,当然也有可能是支持的少部分同学没有发声。这里我想侧重谈谈自己的思考。
以下图为例:
这组照片在2021年的国庆假期被发到了学校的墙上,不久后就因为评论的大量批评而被删除。这名同学措辞确实有不当之处,这里对于该则消息的内容及学校的行为不作讨论。
从舆论的反应来看,抨击这种行为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可以看出,大多数同学对于学校补课的行为持理解的态度(即便学校这样的行为在当今法律法规层面不被允许)。这种竞争手段能得到同学们的默许原因就在于这种模式突出的成效,但不能否认的是,在这种强压模式下学生自主安排的时间被压缩。
柳州市其他优秀的初中产出不及我校,投入也不及我校,何况我校的生源经过层层筛选。因此,这种模式是否具有高效率、是否过度内耗学生与老师、是否顾全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等问题有待商榷。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学生和家长选择这种模式,就是一种认可,说明它的确存在合理性。
另外一点很有意思的是,我和来自不同初中的同学交流,对于学弟学妹向有关部门反映学校的此类行为的这样一种情况,他们反应和我校同学大相径庭,并不会持反对的态度,相反会表示支持。
对此我的理解是:一个经历并且适应了自己学校教学管理模式的学生,若是有所成效和收获(这应该是大多数人的结果),即便这三年会有艰难和困苦,三年后还是会认可并且感激这样一种模式。
对于其他学校的同学而言,改变一种较为宽松的模式难以接受,而长期接受“高压模式”的学生则往往会习以为常,就像上文说到的“到高中面对补课的安排可以心平气和很多”。
总的来说,在初中这个塑形阶段,一个人周围的人和事对其三观、思维方式、行为取向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终身的。这是可以深切体会到的
写下这些文字绝不是对学校教育模式的否定。在最后一年尤为紧张的学习生活中,我体味到了因沉浸和专一而产生的充实感与满足感。但我想大多数同学和我一样,即便那段时间再美好,也不会愿意在重回到那样的高压之中,因为高强度下也有疲惫和劳累。
在我看来,“启智模式”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无法由现有的教学成绩直接反映,因为启智的生源是经过考试和筛选的。因此,高产出的结果是否能和高投入直接挂钩,仍有待考证。
尽管自上而下始终强调“素质教育”,但升学的标准仍以分数和等级作为硬指标,这成为了家长衡量一所学校教育模式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在这一点上,启智无疑是成功的)。另一方面,学生除应试技能之外的各项素质无法通过分数进行量化而呈现,而且当学生进入社会以后应试的分数也不再成为评价个人的唯一标准。
综上,评价一种教育模式的优劣时,更应从学生的体验出发。希望我所描述的经历能为此提供一份样本。下面,我将从三个关键词入手进行阐述,这三个关键词相互间存在关联,并非割裂而谈
严格的他律是“启智模式”的一大特点。但是,习惯了接受他律,是否会在失去外部约束后产生惰性,从而导致自控能力的下降(在校经过长时间的管控后,返回家中也可见“报复性上网”的例子)?是否会削弱学生主动探索新领域以及学习的驱动力?
高强度补课对于学生和老师而言无疑都是巨大的内耗。按照惯例,毕业班每年8月份都会进行一个月的补课,每周只在周日下午休息(周六晚安排培优),按照老师的说法,补课安排几乎要向高三看齐。
除了每年都要执行这种模式的化学老师,也不乏驻守学校一星期都没有回家初三班主任。我在感叹老师崇高的敬业和奉献精神的同时,也在思考高强度的补课是否是高产出的唯一途径。优质的生源自然不需要走“勤能补拙”的道路来实现飞跃;同样,其他学校也未必使用重要的模式来实现优异的指标。
由此发问:解放学生和老师是否是可行的?
封闭式管理主要表现为严格的纪律规章和时间作息,这种管理模式的一大优势无疑是隔绝了不必要的干扰和杂念,社区化的模式也锻炼了与人交往和相处的能力。封闭的环境同样也隔绝了与外界进行沟通的方式,难免会有“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之嫌,也磨灭了很多本可以延伸的可能性。
回想起来,在校期间的话题几乎离不开日常的学习,视线似乎长期聚焦在应试之中。
当然,出于严谨考虑,我并未将上述“启智模式”的特性与我所观察到的结果直接关联,只是对其中可能的传导过程提出我的一些猜想。另外,“启智模式”一定程度上也会因为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不同而产生变化;代际差异越来越大,或许我所得出的结论适用范围并不涵括每一届的毕业生。毕竟,一个人的成长背后不仅有来自学校教育的深远影响,也离不开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等因素。
反思教育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教育更接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美好愿景。
22.2.27-22.3.6
2021年“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教育行业受到巨大的震动,并且迎来了变革;另一方面,跳脱出启智的我以置身事外的第三人称视角再次回看那三年,得以更为客观和冷静地做出评价。2021年国庆假期至今,我陆陆续续写成了5000余字(这是我迄今为止写多最多的非连续文本)并作删补,也得到了来自不同身份的评价。至少,被看到就已经实现了这些文字的意义。
如今,阅读杂志成了我获取外界信息的最主要的方式。在反复阅读《中国新闻周刊·寻路教育》、《三联生活周刊·教育的本质》、《南风窗·美好的教育》等杂志和书籍之后,(这些书目也成了我写下这些感想的主要参考资料),我希望从自身出发,反思我所经历和目睹的教育,试图了解教育的本义。
中国的教育改革的一个诉求就是实现“义务教育的公平性”(杨东平语),但择校竞争、升学压力所造成的教育制度的弊病并非某一学校所独有。我不奢望“启智模式”能实现飞快地转型,我只愿怀揣着对美好教育的期望,传递微光。
最后,我想以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的一句话作为结尾:
22.2.27
学校发生了一些令人痛心的事情。我不了解原委,对事件不做任何评论。
事件一出,舆论压力涌向各方。近乎网暴的攻击,毫无根据的恶意揣测,一些自称启智学生的人也在发表着落井下石的言论。我第一次切实感受到控制网络舆论的必要性。
痛心遗憾的是:我曾经走过的这条路,即便崎岖坎坷,我依然风雨兼程了三年,有的人却停在了不及三分之一处。
22.4.27
上文提到过:“跳脱出启智的我以置身事外的第三人称视角再次回看那三年,得以更为客观和冷静地做出评价。”
完成初中学业、步出义务教育阶段后,一方面,与来自不同初中的同学相处交流,可以获得更多进行比较的样本,以评价启智教育模式的长短(比较是众多人文学科常用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认识其他人的经历后,才慢慢发觉不止一条路能够通向我如今脚踩的地方。
我能切实感受到,我有很多发展的可能性在这三年里被磨平了,但是我会辩证地权衡这种模式带给我的利弊,至少不会全盘否定它。而当某些热点事件发生后,学校被推至风口浪尖,我们不排除部分诋毁、否定的评论是某些同学出于叛逆心理所做的反抗,是缺乏理性的。当然从侧面也看得出这一阶段对学生的深远影响,无论是积极还是负面。
对于已造成的影响与既定事实,反思当下无疑是告慰过去、望向未来的最好方式。反思也应当是各方自觉的行为,反思学校的教育模式、老师的教育行为,以及我们自身。
22.5.1
下面一篇原载于《南方周末》的文章。这位教师的反思并不限于单一学科,而引申到了现行的教育体制,这对于我们评价某一学校的模式或许有可借鉴之处
在漫长的暑假偶然和同学提起这个回答,于是打算打开看看,没想到阅读量居然到了一万多,但一直没有新的评论,不知道看完的朋友有什么想法,当然我知道其中有很多我的老师。
距离我第一次写作这篇回答已经过了快两年,如今看来不禁嗤笑自己当年的稚气,最初的文本其实是相当口语化的表述,自然流露,不在乎用词和组织语言。高考不甚如意让我不是很想再回顾高中三年,再谈起我在启智的三年似乎也意兴阑珊,但是我仍然有探索教育的可能性的兴趣,并且今后想持续关注这一方向。
其实,这两年我仍和一些启智的同学(毕业的或尚未毕业的)有过交谈,我想借助他们的视角,寻找我三年的经历与他们的共性。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在那三年里,大家会把几乎所有的眼光聚焦在学业成绩上,并且成绩波动会对心理状态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我没法站在一个已经脱离应试教育的人的角度和他们说:“没关系的,不要太看重成绩,你的未来还有很多可能,出了学校成绩就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因为班主任及任课老师给他们灌输的理念几乎都是“学业成绩是你唯一应该关注的事情”,当然,这大概也是老师最为关注的事情。当把成绩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老师们必定会有意无意地降低其他事项的优先级,例如课外活动,心理健康等。尤其是新任职的老师,更加希望能在教学成绩上有所成就(这无可指摘,本身他们也受迫于成绩的指标和领导的压力),而他们采取的方式往往是加大强度。在全封闭的教学环境,老师对于学生的时间的支配权更强,例如提前到校的时间、增加上课的时候即是常用手段。
而对大多数初中生来说,尤其是刚结束小学生活便独自在外求学的启智同学,独立的思想尚未成型,因此相当在意的老师规训,并会将其奉为圭臬,即使老师的言论可能会含有夸大的成分(例如反复强调地生中考的成绩很重要),而一旦没有完成老师的在成绩上的要求,都会或多或少地产生不安的情绪。在启智,老师充当的身份几乎是生活和学习两方面的引导者,因此在我看来,启智的学生对老师的依赖性也要比其他学校要强。然而,我认为老师的偏好(使学生获得更高的学业成绩,这也是考核绩效的主要方式)与学生的偏好(实现包括但不限于提升学业成绩的全面发展)并不完全一致,而后者的需求常常被忽略。遗憾的是,对于这个现象,我没法给出具体的建议,只能做一些浅层的分析,谈谈自己的看法,因为我现在已经是置身事外的人了,我相信有人比我更了解启智,也更有能力做出改变。
今天做了最后一次修改和补充,基本保留了原来那些粗粝的质感,大概整篇回答就此定形了。
23.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