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许多答案已经说的很好了，但似乎并没有较为系统地解答这个问题的答案，于是尝试自己来答一下。
首先题设的现象客观上是成立的，但有可能是因为题主没有专业的知识背景，导致提问的表述并不准确。这大概也是招致部分反感和批评的原因。
更准确地描述这个现象，应该是：全世界的现代建筑都存在断代，但部分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出了新的独属的建筑文化内核，而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则并没有发展出来。
要系统地理解这个现象，需要弄明白几个问题。
一、世界建筑是如何出现断代的？
二、部分国家是如何发展出新的内核的？
三、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新的内核？
一、世界建筑是如何断代的
如果你有一定的建筑学背景，这个问题并不难答。世界建筑的断代起于20世纪初发源于欧洲的现代主义。彼时混凝土、钢材、玻璃等新材料问世，给建筑设计带来许多可能性，又以一战导致了大量的建筑需求为契机，现代主义得以发展起来，并对后世的建筑设计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
关于现代主义不多介绍，但要强调的是，现代主义虽然发源于欧洲，但它的出现并不是沿袭了传统欧洲建筑设计的脉络。相反地，它其实革了传统建筑的命。传统欧洲建筑以石材为主，以墙承重，需要破墙的地方则必须借助拱券受力，加上宗教文化的影响，建筑的形制相当地厚重与不自由。
现代主义则是追求建筑的功能性与生产效率的，因此在现在主义的发展理论中，我们常能看到“流动空间”，“自由平面”，“装饰就是罪恶”这样的口号。而这些其实都站在了传统建筑的反面。
现代主义最为著名的理论之一就是柯布西耶提出的多米诺体系。这种梁柱体系为基础的体系解放了墙体，让平面自由布置成为了可能。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会发现，这种多米诺体系已经无处不在了，钢筋混凝土也是最广泛的建材。纽约伦敦的CBD办公楼，与上海深圳的并无明显不同。可见现代主义的影响深远。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主义不光跟发源地的欧洲传统建筑没有一毛钱关系，反而跟东方梁柱体系的木构建筑有相似之处。因此我们首先要纠正的一个迷思就是，对现代主义的采用其实并非是掉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而是全球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不论如何，现代主义的盛行都在根本上，让全世界的建筑脱离了传统，在一瞬间进入了同一个标准的现代体系之中。这就是断代的来源。
二、部分国家是如何发展出新的内核的
了解了第一点之后，我们就会明白，由于现代主义本身具有的反传统属性，一个国家如果希望在现代建筑中继续展现属于自己国家的传统特点，就必须发展新的理论体系。而事实上，能做到的国家并不多。
这里我希望通过案例来展现，这100多年来，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出新内核的国家做了些什么。我的知识并不广泛，这里只介绍我比较了解的日本建筑的发展脉络。
日本在迈向现代建筑的过程中也遇到过迷茫的时期，而且这个时期到来得比现代主义出现还早。最早在1877年英国人约瑟亚·肯德尔（Josiah Conder）来到日本开始，欧洲传统建筑就走入了日本。彼时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影响下，对学习西方有着近乎盲目的热情，于是相当开放地接纳了这种外来的形式。
但日本建筑与西方建筑存在根本上的逻辑不同，例如，日本建筑往往采取灰空间下的外廊作为连接房间的交通，而排列在内部的房间由于彼此连接，形成了极其自由的流线，使得房间的功能不被限定死，而是模糊的；西方建筑的交通空间则置于建筑中，房间的功能因此被更明确地限定。这反映了东方和西方对于居住不同的观念。
但当时，这种不加理解的接纳造成了一批奇奇怪怪水土不服的建筑，比如1905年约瑟尔设计的岩崎庭院洋馆，和1908年的函馆市遗爱女子中学教师馆。东方与西方的元素简单粗暴地堆砌在一起，其实跟我们现在农村中砌着罗马柱的混凝土农村住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日本真正开始尝试解决这种逻辑冲突是在丹下健三。丹下于1958年设计的香川县厅舍开始尝试将日本元素融入现代主义建筑中。他利用梁柱体系的特点，在楼板下面将混凝土浇筑成栅格状，用来模拟传统木构建筑的木架的感觉，让建筑看起来像木塔一样。这种传统形象元素的采用你可能会很熟悉。没错，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也是这么操作的。
不过，丹下在借用元素的基础上还多想了一步。他认为传统木构建筑的特点其实是借助木结构让建筑看起来尽可能轻盈。因此，他没有让借用的元素做出形似，而是尽可能把楼板和栅格做薄，并一定程度向外挑出，以展示这种轻盈的特点。当然，继承现代主义的宗旨，丹下也把底层架空的手法运用上，打通了底层交通，让属于政府建筑的厅舍有了一定自由性。
丹下健三的探索不止于此，在1964年的代代木体育馆中，他与结构大师坪井善胜共同合作，尝试新结构的可能性。结果是在一个还没有参数化设计的年代，利用悬索结构造出了一个仿生的异形建筑，而且还实现了结构和功能的完美结合。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尝试，评论家认为以此为界，日本现代建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个设计除了相当成熟的结构理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丹下用新的形式继续构建了属于日本的建筑哲学观。第一，作为一个巨构建筑，在立面造型上实现“飞鸟”的视觉，同时在悬索部分留出结构让日光照射进室内，使得室内外都呈现出轻盈的感觉；第二，混凝土浇筑出的结构大多平滑相接，这意味着混凝土浇筑的木模具需要打造得足够完美，而这种对于木工技术的考验显然只有木构技术精湛的国家才可以完美实现。“混凝土成为木头在建筑上的延伸”，这样的逻辑无疑给现代主义和日本建筑构建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丹下健三与坪井善胜的合作成为了日本建筑师和结构师合作的典范，他们共同合作的东京圣玛丽亚大教堂也成为了相当成功的建筑，并有着更多的平滑面展现建筑的特点。这个建筑后来成为了丹下健三去世后遗体告别的场所。
由丹下健三和他的学生的研究和实践为线索，日本逐渐展现出了自己的建筑特点：对结构的追求、喜欢使用混凝土、爱用纯色特别是白色、尽可能追求轻盈感。这些特征没有一个是传统元素的直接套用，但都是自身建筑内核在现代社会发展出来的特点。也正因如此，我们才容易感觉到，明明都是现代建筑，有些建筑一点传统元素都没有，却能看起来就是日本人做的。
其实关于日本的建筑理论内核发展还有很多东西可聊，例如新陈代谢派的实践等等。不过上述内容应该已经能讲清楚问题了。考虑到篇幅我们言尽于此。
三、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新的内核
中国虽然没有最终发展出新内核，但并不代表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尝试。从民国时期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都有相当优秀的建筑师进行着传统建筑的现代化尝试。在这些实践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吕彦直的中山纪念堂。虽然只是形式的结合，但至少做到了功能的统一。中山纪念堂也是广州重要的历史建筑。
稍微往后一点，莫泊治在南方的一系列建筑实践则更进一步，不仅很好地结合了现代主义自由平面的特点，而且还将岭南传统庭院融入进了建筑设计中。这些作品不光没有形式上的生硬套用，而且已经可以总结出一些独特且合理的手法了：比如多用廊道和组群式设计而不是单体设计，又比如多结合水体和植物等自然景观，还有多用围合或半围合的庭院等等。这些设计在逻辑上都非常有特色且自洽。
我国开始放弃对新内核的研究和构建，最早始于上世纪一些左倾错误的实践，导致了学术研究和实践的停滞。错误被纠正之后，我国为了迅速发展现代化，开始改革开放。
在这个时期，虽然建筑学的教育重回正轨，但国家对于建筑发展的需求已经改变了，我们需要像一战后的欧洲那样，借助现代主义迅速地建设城市，因此效率和功能被作为最重要的因素考虑，理论则相对不重要。我国相当一部分的城市空间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发出来的，因此他们看起来都是新的，现代主义的，甚至为了追求速度是粗糙的，但不是带有传统元素的。而在这个时期，西方却又快马加鞭，开始提出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等了。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国家大有不同，西方国家虽然也并不是个个都发展出了自己国家现代化的建筑内涵，但他们大多有着更早的城市化基础。他们的现代化发展是在原有建成的城市基础之上发展的，而不像我们更多地是在开发新的地块。因此从感官上来看，你会更容易感觉西方国家的建筑有着更多的传统元素，但其实这种感官，你在上海外滩，岭南骑楼街，西安的城墙上也能感受到。只不过中国太幅员辽阔了，大多数人没有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这个的机会。
步入21世纪以来，由于上述的原因，我国的建筑人才与世界水平相比就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差距，这个时期虽然国家逐渐富强，也有了对建筑设计更高的要求，但由于人才差距，大多数的建筑实践的机会依然被外国人占据。这段时间出现的央视大裤衩，国家大剧院，广州塔等等建筑，无一例外都是国外大师或顶尖设计事务所的作品，国产建筑师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实践的机会，由此只能进一步失去构建理论内核的机会，而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现在。
除了历史发展的原因，还有另外两个原因限制了国内建筑的理论建构。
一个是土地制度。我们的土地制度使得国家以集合住宅为主要居住空间，城市中的建筑设计中，中小型建筑的实践机会十分稀有，建筑师很难接到住宅设计的委托。住宅是国民生活最好的展示媒介，失去了大量住宅的实践和研究，理论建构的速度将会更加缓慢。这一点如果看过日本节目《全能住宅改造王》，感受过他们的住宅设计的话，应该会有所体会。当然，有趣的是，由于这种特征，我国的商品样板房展示区的设计水平则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
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太大了，东西南北的建筑形态不同，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核也有所不同，很难说统一地构建一个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筑内核。相对地，建立地方的建筑现代化理论体系可能更为实在。
总结
中国现代建筑没有体现传统内核，这一点客观上是存在的。背后也有着各种复杂的原因可以解释，其中也确实存在着本可以避免的错误。但整体上看，理论体系构建的失位，主要还是为了快速进行现代化发展的妥协，这种妥协客观上转变成了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并不全是坏事。我国城市化基础薄弱而后发，必然优先考虑基础设施而非上层建筑。这一点不必悲观看待。
此外，结合近几年的现状来看，我国的建筑设计也开始慢慢跟上了国际的步伐。以MAD马工为代表的一代建筑师在国内得以获得更多的实践机会，也设计出了许多不俗的作品。在这其中，我们还能感受一定的结合地方思考的特征，比如上海的设计作品更加国际化，以刘家琨为代表的西南地区设计和王澍为代表的江浙一带设计则呈现出相当不同且明显的地域特色，广州的设计师则开始关注竹筒屋和城中村的改造实践，甚至还有一批建筑师开始走向乡村。虽然他们的理论构建还都未必成熟，但从中已经看出了许多独特之处，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经验。
我国在近年来逐渐开始从增量发展转向存量发展，这意味着集约化，大规模的开发将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精细化的更新设计。这其实是一个契机，而如何去把握他们，能否借此机会重塑中国文化符号，则是新一辈的建筑师的使命了。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