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印象中的曹操受到了《三国演义》的影响，而关注所谓的“正统”，认为曹操为奸猾之徒，至于在京剧中也多以白脸的形象出现，但这真的是曹操的本来面目吗？
即使我们去查阅古籍也会发现，很多政客与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亦是存在差异，且此争论一直没有结果，其实早在西晋便有学者罪状曹操：陆机的《辩亡论》中就有“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即使是以曹魏为正统撰写《三国志》的陈寿在其评论中也指出曹操“矫情任算”。
而很多学者认为至宋朝后，曹操受正统主义影响而大受批判，此论也是存在偏差的，因为即使在宋朝对于曹操的论述都是毁誉参半的：
此说几乎继承了王沈《魏书》中的记载：“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髃下共之。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故预自制终亡衣服，四箧而已。”
那么所谓以正统主义出发来斥责曹操的，其实也并非从南宋开始，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便有“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而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探颐》中也称曹操“贼杀母后（曹操杀伏皇后），幽迫主上（挟持汉献帝），罪百田常，祸千王莽”。
至南宋朱熹在其《资治通鉴纲目》之中便以蜀汉为正统，对曹操的评价多为残暴不仁，受朱熹影响，宋以后的文人“不敢公开说不同意目曹操为篡逆”[1]；包括张栻在《纪世经年》中也同样以蜀汉为正统，对陈寿的《三国志》编写提出异议；郝经、萧常的《续后汉书》更是将曹操的形象推入谷底，全文可以见到对其的恶意剖析，颇失公正。
但至明清，有很多学者虽未对朱熹等人的观点进行批驳，但是他们将矛头转向了其他方向——比如刘备和司马氏：
而赵翼则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对比曹氏与司马氏的篡位，提出“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力征经营，延汉祚者二十余年，然后代之。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
司马氏篡魏建立西晋，所以西晋之人多将魏国立为正统，为司马氏政权合理性证明；而东晋偏安江左，此时所处之局面与蜀汉相似，故史学家多以蜀汉为正统；北宋上乘五代，剿灭割据势力，形势与西晋相似，故又立魏国为正统；至南宋再次偏安，与东晋相似，故立蜀汉为正统。不过，这些都是主流趋势，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历史切莫绝对化。
到近代，对曹操问题的讨论于20世纪50年代起逐渐走向高潮。1958年11月20日，毛主席在武汉东湖与柯庆施等人会谈时指出：“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在此基础上，引发了一次史学界的盛况，而开启这一热潮的人便是郭沫若先生。
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谈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在其中提到“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志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的一大歪曲。”[2]自此，在各大刊物当中皆出现了对曹操形象的思考，由包括翦伯赞、周一良、田余庆等著名史学家撰写，曹操形象由此恢复其应有的样子。
为什么要谈曹操？原因如下：
1、“从曹操这个人物的重新评价开始，将会引起历史上其他人物的重新评价，从讨论曹操这个人物开始，将会引起人们对于祖国历史的学习兴趣。”[3]
2、封建帝王已经消失，以皇帝为中心的正统主义历史观已然过时，我们应该选取新的视角、从人民的角度重新评判历史。[4]翦伯赞先生客观分析了曹操受到贬低的原因，他认为当时有一副有色眼镜——正统主义的历史观，即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历史观，任何对皇帝不够忠诚，乃至不够礼貌的人，都可以被指为奸臣，这有色眼镜影响下曹操只能是一个奸臣，即使他只做周文王。
这里简要介绍几位史学家对于曹操形象问题的观点：
那么我们得先了解黄巾起义的目的，历史记载黄巾起义的政治纲领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可以发现他所反对的正是压迫他们的地主阶级，也就是以皇帝为代表的“苍天”，建立所谓的“黄天”，以改善农民的地位和生活。而关于黄巾起义的资料很少，尤其是《太平清领书》记载空白，我们很难还原他们的目的，但是翻阅历史，我们能够看到一丝细节：《三国志》记载，张鲁所宣传的 “ 五斗米道” , 它的教义 “ 大都与黄巾相似。”那么我们去看看五斗米教的纲领文件《太平经》，其核心内容有这样几点：[6]
（1）憎恨统治阶级独占土地、剥削百姓
《太平经》中提到：地主“并得天地中和之财，积之乃亿亿万种，珍物金银亿万，反封藏光匿于幽室，令皆腐涂。见人穷困往求，骂詈不予 ; 即予不即许，必求取增倍也 ; 而或但一增，或四五乃止。赐予富人，绝去贫子，令使其饥寒而死，不以道理，反就笑之。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百神憎之。”这里就能够体现被统治者对于统治阶级的憎恨；
（2）主张“财产公有”
同时《太平经》指出“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比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 ; 少内之钱财，本非独给一人也 ; 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于是也。”
初平三年，曹操击败黄巾残部，“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黄巾军经过曹操之手便走向组织化，且曹操在青州兵的帮助下开始屯田，史载“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三国志·魏志·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
首先，我们要清楚当时的黄巾起义并非反对所有地主，他们反对的是独占土地的强宗豪右，那么曹操继承其事业，在各项措施上也有所体现：建安九年，曹操下令“重豪强兼并之法”，我们可以看下史料记载：
不多，曹操成为农民军、农民阶级的代表人物，这样的说法还是非常不恰当的，他只是在当上统治者后，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农民有些让步罢了。
谭其骧先生于《论曹操》一文中论述了曹操一生的四项大功：
（1）“结束了汉末豪族军阀间的混战，统一了北方。”曹操在击败吕布、陶谦、袁术、袁绍、马腾后逐渐统一北方，大兴屯田，使得北方经济得以恢复于发展，结束了北方的混战局面，正如曹操自己所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2）“征服乌丸与鲜卑，保障边境安宁。”建安十二年，曹操亲征乌丸，斩其首领蹋顿；建安二十三年派遣其子曹彰率军击破代郡上古乌丸以及鲜卑轲比能侵入边郡的联军。那么，经过这些战役，保障了边地人民的生活与生产。
（3）“打击了名门豪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兼并，澄清了吏治。”曹操早在出任济南相时便“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而“为强豪所忿”。前文也讲过其在击败袁绍后重豪强兼并之法；且曾于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三次下求贤令，如建安二十二年令:
此求贤令措辞虽有些偏激，但是史载破坏“东汉名门豪族所造成的、崇尚以矫揉造作的封建道德为标准的虚名的风气。”曹操同样也重用了一批小地主或农民出身的人才：如韩浩、于禁等人，这些人也成为曹魏统治的重要基石。
（4）“恢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还发展了生产。”《魏书》载“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髃贼，克平天下。”
屯田的实施乃时代使然，自然也不止曹操一人如此，陶谦任陈登为典农校尉，“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公孙瓒也曾“开置屯田”。所以我们不能将屯田作为曹操特有的思想，但是其学习“先代之良式”而行屯田为其重要的经济政策。
在枣祇、任峻死后，曹操任用国渊主屯田事，史载“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至建安中期，出现“所在积谷，仓廪皆满”、“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的局面，不可谓非曹氏之功也。
此些为曹操之功，同时代人物仅诸葛亮可与之比拟，但其成就远比曹操小，那么曹操究竟有哪些过错，下面几点皆为吴晗先生所概括？
（1）“攻打农民起义军”。曹操打的农民起义军应该是比较多的，包括平定黄巾起义，攻打青州黄巾军、颍川黄巾军、东郡黑山军。但是以此点来批判曹操有些过，毕竟当时刘备、袁绍、袁术等人都攻打过。
（2）“曹操一生打的仗，大多数属于统治集团间的内部战争”。被批判最多的便是徐州屠城，关于此问题其实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看《三国志》中的记载为“初平四年太祖征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至不流。”这死者万数不一定皆是曹操所杀，很多时候是在败走过程中自相残杀或者是踩踏而死。
但在《曹瞒传》中的记载却是“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到了南朝《后汉书》当中就变成了彭城同南三县“凡杀男女数十万人”，至《资治通鉴》里仅彭城就杀了数十万。为何这数字会有如此偏差？郭沫若先生认为《曹瞒传》为孙吴人所做，有对敌宣传的作用在其中，今日骂曹操的很多言论便出于此。
不过谭其骧先生认为曹操两次攻打徐州，据《魏志》本纪记载也是“多杀人民”、“所过多所残戮”，历史记载当中的“鸡犬亦尽”有些过，但是所杀之人有“数万”倒也不足为奇，在这方面我还是比较赞成谭其骧先生的见解。
我们不否认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杀董承及伏皇后、以及坑杀官渡之战的俘虏，但你说其没有一点道理这也是偏驳的，我们可以简单探讨下：
三者当中可能性最大的应该是《世语》的记载。毕竟王沈为曹党，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对曹操多有美化；而孙盛为人又“多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其“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更像是揣度出来，故根据历史我更相信《世语》的记载。所以确有其事，但事出有因，大可不必渲染得嗜杀成性。
（3）“所谓屯田制，实际上是一种用军事手段强制束缚军民在土地上进行官六私四或对半分得高度剥削得制度。”曹操之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对待民屯曹操采取得措施为“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而对待军屯，则是加强立法，若逃亡罪至妻子孩儿。这些都是受到法家思想影响，严刑峻法使得当时民怨颇深，也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苏伯起义、侯音起义等）。
（4）“在道德品质方面，他得忌刻残忍也是不可饶恕的”。史学家主要批判其逼死荀彧、杀崔琰、杀华佗，并且对早期欺侮过他的袁忠、桓邵等人亦是不留情面；更有一宠妾因为没有按时叫醒他而被棒杀。
这四大罪使得很多人在未了解曹操的情况下给他判为罪人，而不去关注他为历史所做出的贡献，在心理学上我们称此现象为“恶魔效应”——抓住一点短处，推及其余，认为极端地、绝对地坏，恨屋及燕。
其他的史学家在此暂且不提，但是我们要知道从古至今对于曹操的评判一直是褒贬并存，那么曹操形象的恶化主要在哪里？其实是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比如戏剧、小说（以《三国演义》为主），所以我们需要正确来看待曹操，应结合史料及相关史家的研究，更为客观、有效。
与中国人相似，日本很多民众受到了吉川英治《三国志》（以《三国演义》的观点为核心）的影响，对曹操恨之入骨。在郭沫若先生等人的研究成果之上，堀敏一认为曹操是过渡期的人物，差一点就恢复了中国的和平与统一。没有曹操，就无法开启魏晋南北朝。
其中提到了关于税制的一个问题，因前文未提及在此补充：汉初以来的税收主要是有“田租”和“算赋”组成，根据时代不同，田租有三十分之一、十分之一等；而算赋就是人头税，未成年人还需要负担“口赋”。
而至曹操时期设立新税制，首次根据土地的面积来负担相应的赋税，这需要事先将土地登记在册才能完成。《三国志·曹洪传》中引《魏略》载“每岁发调，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九品混通就是将民众的户分为一品到九品，征税额根据这个等级而有所差别。曹操时代还没有九品制度，还做不到如此划分等级，但却也有这样的雏形存在。
曹操享年六十六岁，其遗令为“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天下还未安定，自己却无法继续完成这一事业，其最后的处理方式尽可能少地降低社会资源损耗而以安定天下为己任，倒也值得佩服。
张磊夫认为曹操的政府给了民众载战火中重新生活的机会，他的都城——邺城也成为足以与之前的都城相匹敌的文化中心；其个人的视作是最早表达个人情感、具有新式风格的作品之一。
他是一名对阶级或家族没有特别兴趣，而只关注个人能力的统治者——他有众多妻妾，却在其中选择曾经的歌女为正妻。
尽管曹操的大部分故事因敌人的诽谤以及数代后的浪漫主义热情而变得混乱不明，但其核心事实仍然可考；很少能有据我们如此遥远但事迹又如此清晰的人物。曹操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一位杰出的战略家、政治家、改革家以及诗人。
我们最后以曹操的诗作结尾：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
大人先天，而天弗违。
不戚年往，忧世不治。
存亡有命，虑之为蚩。
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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