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些人都论述过多次，天朝医疗物美价廉。
一个商品，它的价格低于根据供求关系自发形成的均衡价格，必然会造成供不应求。
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现在就是低于均衡价格。所以很多人想到“小医院的挂号费是3元，那我不如进城看大学附属医院的教授，挂号费才9元，跟自己的命比起来，多花这几元钱算什么？”于是造成了大医院、高水平医疗资源的滥用。
天朝的医疗几乎是全世界最讲公平性的地方。帝都这种地方，不是非常有实惠的干部岗位，司局级以下的干部，要跟全国99%的老百姓一样挤在大医院排队看病。在天朝，99%的社会阶层在全国顶级医生面前，几乎机会均等，只要能把自己运到医生所在的医院，豁出去用时间或钱排队。医疗不是必须品，尽管它缺乏弹性。但是在天朝公平的医疗环境中，哪怕是穷得连旅馆都住不起的人，也可以远赴千里到大城市看病。
但是，这样的滥用毕竟不利于资源的合理使用。一方面，基层医疗资源闲置。另一方面，大医院不堪重负。大医院就算再廉价，它的运转成本决定了它即便从事和基层相同的诊疗活动，要支付更多的钱。何况，大医院的医生因为承担着诊治疑难危重的任务，见到常见病也会多想几个冷僻病因，倾向于“小病大治”。比如说感冒伴随“头痛脑热”，基层医生就当感冒治疗。大医院神经专业的医生如果在全科门诊或急诊轮班的时候遇到这样的病人，却会怀疑颅内感染，认真的进行神经科体检，试图诱出颈强征、克氏征、巴氏征，诱不出的时候仍然固执的考虑要不要抽脑脊液，要不要进行脑部CT和MRI检查，这都会增加医疗开支（其实基层医院的医生也会想到，只是可能要视病情发展，慢一些才考虑到）。更不用说大医院的医生成日忙于常见病，真正需要他们的重病人却在和常见病患者一起排队，这是对医生和病人的生命的双重浪费。
于是，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最容易的办法，涨价。价格幅度拉开了，资源就不会滥用了。但是，政府和业界都不像传说中的“打左灯往右转”，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党是《党章》上的那个党，国是《宪法》里的那个共和国，医院的前边还有“人民”二字，虽然兜里没钱，很多事情都要凑合，可脸面还是要的。但是，不采取措施，现在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和财政投入已经占了居民就诊费用的近七成了，未来还要上升。在财政压力面前，政策制定者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考虑“我有一个熟人的亲戚就是被小医院耽误了大病当成小病结果如何如何”了的玻璃心。
为了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控制医疗成本的快速上升，小病必须在基层医疗机构首诊，基层处理不好的一层层的向上级医院转。大医院的投资密度高，大医院的设施要高速周转，急性病和慢性病急性发作的病人在大医院度过急性期，手术病人度过围术期甚至是还没度过，但是已经不需要只有大医院的投资密度才能保证的高强度的治疗措施了，就赶紧转到基层医疗机构和护理院进行康复治疗吧！这就是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各种令人玻璃心的小概率事件增加的极少数死亡，不影响大局。不要说中国这种穷国了，美国这种富国，旨在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和降低医疗开支的转诊制度导致的有统计学差异的死亡率上升仍然没有动摇现行的医保政策。美国论文简述：
分级诊疗的本质，就是因为不能充分使用价格杠杆，政策制定者以医保经营者这个医疗费主要支付人的身份对居民的就诊自由进行约束，通过报销比例的杠杆，限制居民无条件追求最好医疗。医疗机构的价格差距不能大幅拉开，但是考虑到医保报销与否，成本差距就大了，这样总可以了吧？当然，现阶段，理想和现实是有距离的。靠谱的全科医生全面普及大概要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当前贵圈的乙烷德性对这个期限只有延后作用。在基层不给力的情况下，大家还是记得“我有一个熟人的亲戚就是被小医院耽误了大病当成小病结果如何如何”，并且这个印象时不时会被小概率事件强化。反正大家都习惯门诊不报销了，有小毛病还是要去大医院看门诊。万一查出是必须住院治疗的重病，急症入院可以不办转诊手续，不急就在等床位的功夫回基层医院补转院流程。
然并卵。
美国，首诊不去找家庭医生，保险公司不报销。没保险，那就去公立医院急诊室等一天半天吧。香港的那个寨版NHS好不好？大中华文化圈最免费的全民免费医疗！在港寨版NHS，脑梗塞病人在相当于大陆的三甲医院的医疗机构住院住不了五天，手术病人术后三天，就转到小医院和护理院去了。从效率和费效比上，这样做看很理想。但是因此导致的并发症，扩大了一小撮倒霉蛋的比例。原装的NHS？跟港寨同出一辙。天朝这种屁民当中唯一有点话语权的小市民、小资、精神小资都被社会主义理想色彩的公共医疗惯坏了的社会，让人赌命为社会奉献高效率，尽管赔率很小，但是估计难度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