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考虑一个问题：假设其他条件都完全一致，仅仅是受害人不同，那么，一个失足妇女被强奸，和一个处女被强奸，损害结果会一样吗？
显然是不同的。无论你是否愿意承认，无论你是否将之当作一种歧视，对于失足妇女而言，更多是感觉被强迫交易了一次；对于处女而言，这是一场噩梦。
在精神层面的创伤，处女要重于失足妇女。
而这种创伤，往往是终身的，很难弥补。
在强奸罪的处罚上，往往女性法官会重于男性法官，原因之一就是男性基于生理优势、心理特点、世俗和传统观念等多方面因素，他永远无法设身处地地理解一名女性遭受性侵后的精神痛苦。
我国刑事法律的明文规定中，并没有重视受害者的精神创伤。一方面与立法当时的理念和技术条件有关，另外一方面，则是这种“精神创伤”很难量化，它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实务经验，才能有所感受，并通过法官的裁量权在量刑时表达。它非常依赖于实务经验，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搞理论研究的那帮立法的人，即使是两高的那些业务庭长，也没太多实务操作的经验。
但是，对于一些根据人生阅历就足以判断的很明显的容易造成受害者（或家属）精神创伤的犯罪，却早就有考虑的。
如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 的特别残忍手段（记得贾敬龙案吗？最高法核准死刑的三大理由之一，就是杀人的时候是大年初一当众爆头，这种大喜时刻造成惨剧给受害者家属产生更剧烈的痛苦），早期诈骗罪解释规定的造成被害人自杀属“情节特别严重”（但是这一规定已经被废止了），强奸致被害人自杀或精神失常也属于加重情节；而量刑指导意见也提出对赔偿谅解、刑事和解的可以从轻处罚……总之，在实务中，量刑时必须考虑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承受的精神痛苦，尤其是对于造成人员死亡、对女性或儿童的性侵等明显容易对被害人（或家属）造成精神创伤的犯罪，是确确实实要在量刑时考虑的。
如果把这种精神创伤换为身体创伤，就很容易理解：
在实务中，对造成被害人身体损伤的犯罪，量刑时一定要考虑这种损伤能否恢复，是否会造成终身残疾，这种残疾会不会给受害人的生活带来不便。
受害人甲只是皮肉伤，过了一个月就恢复如实；
受害人乙的左手小指肌键受损，小指将终身都不能灵活弯曲；
受害人丙的脸上留下一道七八厘米的伤痕，且既不是在额头呈闪电状，也不是在眉心，也不是在脸颊呈十字形。
受害人丁的脾破裂，被切除了一部分。
这些情况带给受害人的后续生活影响不同，处罚起来当然也要考虑。
精神创伤也是一样，如果只是让受害人产生一时的精神痛苦，量刑会轻；如果产生持续甚至终身的精神痛苦，量刑会更重。
但是，这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定，也难以量化或系统化，毕竟即使是同样的损害，不同的受害人产生的精神痛苦也不相同。在处理的时候，这就非常依赖于法官个人的经验、三观、人生阅历，以及他的成熟程度。
总之，题目的思路是没错的：如果女性遭遇性暴力时承受的精神痛苦减轻，那对施暴者的处罚也会变轻。
但是，提这个问题的人还不够成熟。仅仅贞洁观的变淡，不足以产生“减轻女性遭受性侵的精神痛苦”这个结果。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也仍然没有什么能消除或减少这种精神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