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
先说文，再说人。
汪曾祺先生文字的秘密，其实在他自己的《小说笔谈》里已总结过：
语言上：
结构上：
叙述和抒情：
以及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一点：
但是汪先生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沉静自如的。
他早年，风格也华丽，也多变，也有杀意，有恨气，有悬疑。比如《复仇》，比如《鸡鸭名家》，比如《落魄》。实际上，汪先生早年相当华丽，也有恃才傲物、飞笔凌云的时节。
但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他老来所写了。境界到了。
像《异禀》，即描述一个熏烤摊主和一个药店伙计各自命运的故事，有兴旺有惨淡，对比强烈。这种故事，就是他早年写过，晚年再修改了的——他晚年很少写这么跌高落重的东西了。他晚年的东西，尤其是小说，圆通融和了。
他的小说，有些是半揶揄的口吻，描述一些小人物的悲喜，但不算刻薄，有悲悯心。比如《八千岁》，那个吝啬鬼米店主最后破了笔财；比如《金冬心》，小嘲弄了一把扬州八怪里的金农。《岁寒三友》则是恻隐里带温情。
反而是《皮凤三楦房子》，需要用到刻薄口吻时，他反而不那么游刃有余了。
他也写在北京生活所见的东西，比如《云致秋行状》，比如《安乐林》，比如《讲用》。他写这些，驾轻就熟，不需多表。
但真正见功力的，也是他明显投注心力的，是他那些谈不上有情节的，纯粹叙述生活的小说。比如《茶干》，连万顺酱园的故事；比如《如意楼与得意楼》，简直就是把两个楼菜单讲完就结束了；比如《三姐妹出嫁》，就是把老人家和三个女婿家门说清就好了。
以及不朽的《受戒》——你去看，除了末尾那段，简直根本谈不上有故事情节。
1985年，汪曾祺先生如是说：
所以，他的小说越到后来，越是返璞归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跌宕起伏故事，只是呈现情景。这样写看似容易，其实极难。因为你要保证情节本身的自然，要保证文笔的动人，节奏的连贯。
汪曾祺先生是从明清小说笔记里找了许多灵感的，我感觉。他一定很喜欢张岱。
作为一个写东西的人，我对一个人如何写出东西来的过程很感兴趣。如果看得足够多，你能够感受到汪曾祺先生的变化。像早年，还有点锋芒毕露；到《鸡鸭名家》，已经开始温厚平淡，但那种平淡里还有起承转合的迹象。但到了《茶干》和《受戒》，斧凿痕迹没有了。这不代表他就是信手写出来的，只是说，功力到了。
至于他那些随笔，真就是功力到了之后，自然而然流泻而出，不会显出用力痕迹了。
说汪曾祺先生这人。
他的经历，自己文章里陈述过多次。祖上算读过书，后来入了西南联大。建国后颇受老舍先生帮忙，又是沈从文先生的弟子。从他对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赵树理先生、闻一多先生的回忆看，汪曾祺先生对天真质朴的才子有极大的喜好。
以我所见，他自己可能并非天生如沈先生那样，是星斗流水、天生如此的纯然散仙，他比沈先生更聪明，有点小狡猾，所以更通透（这里所写的一切都不是贬义词）。也唯此，能够相对平安的，度过十年浩劫。
但通透并不代表全盘接受。他写北京的那些文章，很好。但最好的，是写云南，写扬州故里。我是江苏人，所以汪先生写的情感，我大概能够明白。
骨子里，江浙读书人其实都是汪先生这样的。不求显贵，不想刻薄人，只想平静温柔的享受生活，享受生活里的美好事物。汪先生骨子里，还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喜欢规矩，他喜欢自然纯净。《受戒》里，和尚们并不守清规，小和尚也有了爱情，但没人会去指责他们，因为他们自然纯净。
最后还是说一下汪先生的”不着急“。
我在豆瓣和知乎写吃的，都遇到过有同学说我写字像汪先生。其实他那境界，非我所能追逐，但我还是愿意现身说法，当个活解剖材料。
这两篇其实都是我写的，后一篇有人提过，有些像汪先生，前一篇就没有。
具体哪儿像呢？汪先生也写过咸鸭蛋，但我与他并无一字重复。
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后一篇比前一篇，词藻运用更朴实，短句更多，有民间俗谚，有对小时候的细节回忆。所谓现在写字像汪先生的，其实大多都逃不过这几天：朴实字句、大量短句、对民间生活的平静陈述，这已经成为一种”汪曾祺符号“了。
以及——这是我唯一用的小技巧：
第二篇里有这么句：
汪先生也用过类似的套路：闲说着话，自问自答，然后过去了。这样的方式，很容易让人有”确实像在聊天“的氛围，以及调节文本节奏之用。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一说，你就知道汪先生不着急，真的在跟人聊天。这就是他的节奏，这就是他的文气，这就是他跟其他人最不同的所在。
还是补汪先生自己的文字。
以上是《复仇》。文辞华丽，节奏细密，感官描写敏锐，简直像诗，但略锋锐。这是汪先生早年的文字。
以上是《茶干》。文字质朴，但节奏更流畅，更温和，更慢。这是汪先生晚年的文字。
所以，汪曾祺先生的淳朴、自在、温润、通透快乐，最后都是从文字的“不着急”这一点上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