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德意志工人运动家拉萨尔是个怎样的人物?

19世纪的德意志工人运动家拉萨尔是个怎样的人物?

省流:杜娜叶夫斯卡娅的观点是(一种并不典型的沱牌观点)认为拉塞尔尽管找俾斯麦串联但这不意味着他在这点上当了叛徒,这只是他现实主义的一种权宜之计,他真正的问题在于认为无产阶级是没有能动性的、只能躺在地上等着被解放的人。

以下是《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原文: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避开流亡者的小圈子,回到了他的经济学研究中。沉寂的五十年代末期曾出现过1857年危机。1859年,马克思发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个时期,一些年轻人加入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费迪南德·拉萨尔。从政治上讲,拉萨尔诞生于1848年,诞生于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上。在1848年的一个暂短的历史瞬间,反对专制的斗争曾一度把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然而,1848年革命以鲜血的河流证明,这两个阶级是不可调和的。拉萨尔直接呼吁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然而,马克思不得不与不肖的学生划清界限,甚至像与普鲁东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界限一样鲜明。马克思之所以觉得有必要划清界限,是因为如同普鲁东试图调和两个阶级一样,拉萨尔试图走一条通过国家--由铁血宰相俾斯麦领导的普鲁士地主的专制国家一达到社会主义的捷径。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拉萨尔错误地理解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关键在于他无法从自己的头脑中清除“劳动的落后性”的概念,尽管劳动在十九世纪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当阶级斗争再次采取公开的和暴力的形式时,拉萨尔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在思想家与群众之间的鸿沟上架设桥梁”​。从他的这种态度来看,似乎全部当代科学都装在他的头脑中,而他的使命就是把这些科学传授给“群氓”​。他因煽动群众而受审判,在为自已的辩护词中,他表达了对知识分子作用的特殊看法:“中产阶级对普通民众为什么那么害怕?回头看看1848年的3月和4月吧。你们难道忘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了吗?警察软弱无力,普通民众在大街上云集,街市和民众都被无思想的煽动者支配……风暴把粗鲁无知的人们抛来抛去……那时候知识分子在哪里?先生们,你们在哪里?……你们应该感谢那些在思想家与群众之间的鸿沟上架设桥梁的人,是他们拆去了资产阶级与人民之间的藩篱。​”

由于拉萨尔对群众持这种看法,他关于劳动的理论概念,与普鲁东从资产阶级手中买下所有资本的工人概念相比,没有任何进步。拉萨尔主张,工人应该在“国家资助”下建立生产者合作社。这种主张似乎是把普鲁士专制国家当作超阶级的东西,但拉萨尔并不真的这样想。既然他不再相信群众有能力克服自己的劳动条件,既然他认定马克思太“抽象",无法理解现实的政治(因为马克思相信工人的历史创造性),那么对拉萨尔来说,想象自己可以迫使俾斯麦就范是很自然的事。

拉萨尔的“现实政治”意识还使他在普鲁士政府的御用“社会主义者”和经济理论家中间找到了一个同道一-卡尔·鲁博图斯。一开始,他真的得到了鲁博图斯的批准,为他的生产者合作社提供国家资助,尽管鲁博图斯认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最少也要五百年,而拉萨尔却恰恰相反,希望社会主义“速成”,最好在一年之内建成。过于急躁的拉萨尔与过于耐心的鲁博图斯竟能在短时期内进行合作。看来,对劳动持有共同看法的知识分子间的联系实在太紧密了。

然而,这个劳动代表不是坐在摇椅上的社会主义者。他是一个活动家。但他也间或进行写作。在建立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伟大的独立政党的过程中,拉萨尔起了工具性的作用。拉萨尔计划通过对普鲁士专制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它为工人提供经济援助,使工人能够建立自己的工厂。这个计划对工人具有积极的鼓动作用。他呼吁说:“工人阶级必须为自己建立独立政党,并且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为自己的口号。……使工人阶级成为自己的雇主,这是废除残酷的铁律(不变的最低工资规律)的唯一途径。一旦工人阶级成了自己的雇主,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契约就消失了。因此,国家的使命就是制造这个伟大的动因。​”成千上万工人响应了这个号召。1863年5月,德国工人总会正式成立。同年6月,拉萨尔把总会的章程寄给俾斯麦,并附上了一封短信,信中写道:“这就足以表明以下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如果独裁可以为工人的利益服务,工人阶级本能地倾向于独裁。​”当然,这件事工人们是决不知道的。

拉萨尔不是“叛徒”​。他不可能被人收买。他是在为自己的原则而斗争,他曾为这些原则而身陷囹圄,并且时刻准备为这些原则献出生命。然而,拉萨尔无法理解工人居然可以进行统治。在他看来,工人不过是一些“暴民”​。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时候,他就这样认为。当时他还是一名学生,但他认为国家应该恢复“秩序”​。1848年,当工人不是破坏机器而是破坏资产阶级秩序时,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他捍卫工人阶级的胜利,但仍然把工人看作是“被无思想的煽动者所支配……被风暴抛来抛去"的“暴民”​。1862年,他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独立政党,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号召是与“拥立我为领袖”的目的分不开的。工人是受苦受难的群众,是弱者,而国家是强者,可以“为我们每一个人实现任何人都无法为自己实现的东西”​。因此,他感到有责任“为”群众来进行统治。他应该成为领袖,而工人则应该继续劳动,同时应该尽可能表现好一点,以便他能够进入国会。

马克思写道:“他摆出一副了不起的神气,大谈其从我们这里剽窃去的词句,俨然就是一个未来的工人独裁者。他‘像玩游戏一样轻而易举地’解决工资和资本之间的问题。就是说,工人必须进行争取普选权的运动,然后把像他那样‘举着科学这种闪闪发光的武器’的人送到议会中去。然后他们就创办由国家预付资本的工人工厂,而且这样的设施会逐渐遍布全国……”马克思写下这些话,不是因为他知道拉萨尔和俾斯麦之间的密谋,而是因为他了解拉萨尔关于劳动落后性的观念。拉萨尔被他那个时代的幻想所困扰,即认为科学是超阶级的。持有这样的观念,他就很自然地认为自己代表着“劳动者的科学”,因为科学无疑是与知识分子即领导者联系在一起的。相反,马克思则对这种幼稚可笑的废话嗤之以鼻。他拒绝资产阶级关于近代是“科学与民主”时代的观念,也同样拒绝关于“科学与工人”的抽象。马克思强调指出,具体地讲,科学是与机器联系在一起的,而民主是与资产阶级议会联系在一起的。按照拉萨尔关于工人领袖的观念,工人应该呆在工厂里。这一点与资产阶级的观念完全一致。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马克思与拉萨尔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就像在生活中工人与小资产阶级的分歧一样。1848-1861年这个重要时期,把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清楚地揭示出来,并且在行政官僚执掌权力之前很久,就揭示出了他们的行政类型。普鲁东代表革命前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分离,而拉萨尔则代表革命失败后的另一种类型的分离。拉萨尔活生生地证明,在革命运动内部,激进知识分子的方略会随时压制无视群众创造力的理论家。拉萨尔是我们今天国家社会主义行政官僚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