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区：信用衍生品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就像历次危机一样，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绝不是任何单一产品所能造成的，其根源在于宏观经济失衡和微观经济失控的综合作用。包括信用衍生产品在内的金融产品只是金融危机真正肇事者手中的工具，将金融危机简单归咎于信用衍生产品显然有失公允，也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1. 全球经济失衡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基本面因素。
具体表现为美国过度消费，并导致美国长期贸易逆差以及亚洲新兴国家、石油输出国和某些欧洲国家长期贸易顺差。美国通过负债来满足其巨额消费之需，这种“赤字融资”的经济结构，在资产价格泡沫的帮助下吸收了日益攀升的债务，造成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均衡增长的假象。然而这种“均衡”建立在美国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的基础上，其结果是美元的泛滥和泡沫的不断膨胀。当资产价格（包括房地产）的上涨无法支撑庞大的债务的时候，脆弱的均衡体系就被打破，迸发出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力。
2.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发生转向出发危机。
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联储连续降息，联邦基金利率由6.5%降到1%，实际利率不断下降，市场流动性过剩，在推动房地产市场、次级贷款以及相关衍生产品市场繁荣的同时，也为危机买下了隐患。随着美联储为了抑制通胀转向紧缩政策，联邦基金利率不断上升，大幅提高了抵押贷款成本，最终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使得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开始出现逆转，次级贷款违约率大幅上升，继而导致以次级贷款为基础的MBS及CDO价格暴跌，成为危机的导火索。
3. 不断放松的金融监管加大了金融体系脆弱性。
20世纪末，金融自由化思潮引领了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的发展方向，不断放松的金融管制，在推动金融行业进入崭新发展阶段的同时，也使金融创新步伐远远快于监管步伐，部分产品呈现出滥用趋势。而且在多线多头监管体制下，各监管机构之间权责界定不明，容易导致出现监管真空，既不能及时发现风险所在，也无法采取有效措施阻止风险的蔓延和扩散。09年这次危机，监管当局对于形式的错误判断导致次贷危机的初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尽到风险预警与提示的职责。
总之，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十分复杂，除了上述宏观层面的因素，信用评级机构的失误、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和基于历史数据和数量化模型的定价方式等微观层面的因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误区：信用衍生产品是高风险的投机工具
有观点认为信用衍生产品结构复杂，是高杠杆的投机工具，投资者大量使用会造成市场风险积聚。事实上，信用衍生产品只是一种中性金融工具，本身不会造成风险，只要运用得当、监管有力、信息透明，就完全可以做到风险可知可控，合理使用反而有利与降低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1. 信用衍生产品本质上是金融机构管理信用风险的中性工具。
信用衍生产品初衷就是协助投资者剥离信用风险，实现信用风险的转移、分散和重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信用衍生产品的性质定义为“银行的抵押、担保和信用衍生工具，总的来说，统称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现实角度来说，信用眼神产品提供了市场化的信用风险定价和转移途径，使风险规避者能够通过支付一个可预期的成本而将信用风险转移给风险偏好者，后者通过承担信用风险而获得了取得超额利润的机会，由此实现了风险本身与承担主体风险偏好之间的帕累托改进，从而增进了社会福利。市场主体的多样性（注：我国债券市场投资者结构存在投资者结构单一、风险偏好趋同的问题。）使得信用保护买卖双方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如有的风险偏好者发挥信息挖掘优势或者信息优势），有利于分散并吸收金融体系可能面临的冲击。如：商业银行凭借完备的基础设施和网络建设提供贷款并对外卖出信用风险，对冲基金的参与有助于改善市场流动性和价格发现机制，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长期持有信用风险并获得相应收益可以实现其资产负债匹配。实际上，安然、世通等公司破产案件之所以没有给单个银行甚至一系列银行带来严重危机，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这些银行都不同程度的使用了信用衍生产品来转移其信用风险，从而起到了Shock Absorber的作用。
2.投资者的高杠杆过度使用才造成信用衍生产品成为投机工具。
证券化技术发达的现代金融社会，任何一种金融产品在市场失衡时都可能成为投机工具，决定它是否为投机工具的关键因素是投资者而非产品本身。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各种机构在二级市场无限制的进行了大量信用衍生产品交易，导致其完全脱离了基础贷款和债券规模，从而使信用风险急剧累积。其中，主要是因为投资者运用杠杆持仓式操作的合成型衍生产品，如合成套利型CDO(Synthetic Arbitrage CDO)，这种复合衍生工具造成了杠杆率的无限放大。金融危机以后，信用衍生产品已经从危机前指数化、非现金化和结构化的趋势中扭转了过来，开始向低杠杆、简单化的趋势在发展，简单的基础性工具重新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信用衍生产品的规模也逐渐向基础资产靠近，信用衍生产品正在逐渐回归信用风险管理工具的本质属性。
3.在有效监管下信用衍生产品的风险可控。从风险来源来看，主要就是交易对手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只要措施得当、监管有力，可以有效地实现对信用衍生产品的风险控制。对于交易对手风险，通过适时引入中央清算机制可以很好的起到防范交易对手风险的目的。通过风险识别强和承受能力较强的中央对手方，能够有效识别和控制CDS基础资产的违约风险，通过多边净额结算减少证券和资金交付的数量和金额，降低交易商的风险敞口。同时，中央清算所还可以通过调整保证金要求控制市场参与者的规模。对于市场系统性风险，通过完善信息披露、设定杠杆限制和加强市场监测可以实现对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防范。
摘自《中国债券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