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尹伊文老师在古巴的游历与思考，已首发于《同舟共进》杂志，经授权，我团转载本文，并在地图上予以增补完善。在此感谢尹伊文老师对我团的大力支持。
我从机场乘车进入哈瓦那市郊的时候天色已晚，路灯暗淡，路边的房子一栋栋影影綽绰地掠过车窗。那些房子都是别墅，使人有一种行驶在华盛顿高级住宅区的感觉。我心中不免诧异，这些都是什么人的房子？谁住在这里？古巴人的生活都达到住别墅的水平了吗？这里会不会只住着权贵阶层？
第二天当我在阳光下再次看到这些别墅的时候，一切全变了。昏暗路灯下看到的豪宅别墅，变成了阳光下年久失修的大杂院。每栋别墅中都住着几户人家，墙皮剥落，门窗破烂，晾晒的衣服如万国旗般飘扬，身穿皱巴巴衣衫的人倚在窗口，门廊中的木椅上坐着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的老人还向我热情招手。哈瓦那有很多革命前留下来的别墅豪宅，现在里面住了很多人家，成了大杂院。
古巴革命胜利后，大批富人逃亡国外，他们在国内的豪宅别墅都被没收。古巴的政策是：
这是住在大杂院别墅中的老人。由于古巴的国营修缮机构效率低，很多房子年久失修，破破烂烂。
古巴这种特殊的住房政策引发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有两个。一是房屋修缮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人口增长引起的房屋过度拥挤：
2010年我在古巴的时候，修缮房屋的问题是人们谈论的一大热点，官方权威的《格拉马报》上也有辩论的文章。我听到三种建议：第一种是允许民营经济从事房屋修缮；第二种是推动社区参与的修缮活动；第三种是开放房屋买卖市场。
古巴开展了社区参与的房屋修缮活动，社区委员会通过政府渠道搞到建筑材料，组织邻里互助来进行修缮。
有关修缮房屋的建议中，最有古巴特色的是社区参与的修缮活动。古巴的社区组织非常发达，是1961年反“猪湾登陆”后建立发展起来的：
右边是已修好的房子，左边是还未修的房子。
我看到的最成功的修缮项目是哈瓦那老城区的旧城改造，其成功之处不仅是把破烂的房子修好了，而且是“修旧如旧”，那些老房子都被修复得重获当年西班牙殖民地时代的风采。这个修复工程得到了政府的特别重视，因为古巴要大力发展旅游业，而哈瓦那的老城区正是深受海外游客青睐的地方，所以要把这里修旧如旧，创造出游客喜爱的怀旧风情。
哈瓦那老城区
为了达到修旧如旧的目的，古巴还创新地建立了一所特别的“修旧”学校，专门培养能操作古老旧工艺的技工。
哈瓦那老城中心地段的一所刚刚修好的房子。
哈瓦那有许多美丽的老房子，其豪华富丽的程度比我在华盛顿看到的老豪宅有过之而无不及。哈瓦那的这些巨型豪宅的主人都早已逃亡海外，由于这些房子太过豪华巨大，不适于分配给普通家庭居住，因此多数被政府用来办公，很多政府机构设在这类豪宅里。我去过其中一所叫“友谊之家”的巨厦，那里有几个与接待外宾相关的机构。这所巨厦不仅美轮美奂，而且还有一段极动人的爱情故事：
这房子的原主人是古巴数一数二的大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他中年鳏居之后，在哈瓦那的上流社会社交宴会中邂逅一位美人，两人一见钟情。但美人是有夫之妇。而且她的丈夫也是上流社会的名人。美人想下堂求去，丈夫坚决不允。大地主带着美人私奔到欧洲，在巴黎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去了罗马，到梵蒂冈求见教宗，向教宗倾诉他们因相爱而遭受的痛苦，求教宗批准废除美人和前夫的婚约，教宗受了感动，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他们重新回到哈瓦那之后，大地主于1919年开始大兴土木修建这所美轮美奂的巨厦，1926年建成后献给了他的美人妻子。四年后美人因病去世，大地主悲痛欲绝，他又为妻子修建了一个浪漫的坟墓，他自己逝世后也葬在那里。他的妻子横躺在坟墓中，而他则竖立在妻子的旁边，他说他要守护他的美人，不让旁人入侵。
深藏一段爱情故事的“友谊之家”
在这座美轮美奂的大厦中听了这个爱情故事，我一方面为拉丁情人的浪漫而感动，但另一方面也为古巴社会的贫富悬殊而不安。这些豪宅巨厦不正是古巴革命前社会极不平等的生动例子吗？难怪古巴会发生革命，当年流亡中的卡斯特罗只带领了81个人乘格拉马号登陆古巴打游击，由于广大民众对旧政府的强烈不满，纷纷支持革命，两年零一个月后革命就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这是革命前的总统府，革命后的领导人没有住在里面，以示他们的平等理想。革命时这里曾经发生过血腥事件，三十多个示威青年在此被枪杀，墙上至今仍留有当年的弹洞。
听古巴人讲述革命前的古巴社会，很多人都会提到当时社会的贫富不公和政府的独裁腐败。这显然是“资本主义”留给许多古巴人的记忆，古巴朋友告诉我，正是因为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记忆，使得古巴在苏联东欧变色之后，虽然经济遭受了比东欧国家更为严酷的打击，但也没有步苏东的后尘去搞“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因为很多人怕回到革命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前总统府墙上的弹洞，1957年革命青年学生在此示威，遭到抢击，有三十多人死亡。
前总府里面的墙上也有当年的弹洞，当时示威青年进入了大厦。
我问过一个古巴人对改革和生活现状的看法，他说他很羡慕美国人拥有的丰富消费品，他希望古巴的改革也能给古巴带来这些东西。但他也说他不喜欢美国的一些制度，尤其是医疗制度。他说：“我知道我们生活中有好东西，医疗制度是我们最好的东西，我不想放弃这些好东西。但我知道美国也拥有很多好东西，我想两样好东西都拥有，希望改革能把这两样好东西都给古巴。”
古巴人可以随便收看美国的CNN电视节目。
古巴人的世界信息不闭塞，他们可以自由地看CNN，所以这位古巴人对美国和古巴的评价相当客观。古巴的医疗制度非常出色，受到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赞扬，堪称发展中国家的楷模。古巴的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宏观健康指数都达到了美国的水平，但古巴的人均医疗费用只是美国的5%左右，是低成本高效益的好模式。关于古巴的医疗体制我在拙作《在世界边缘的沉思》和其他一些文章中介绍过，就不在此重复叙述。
我去古巴是随一个美国的考察团，给我们作导游翻译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古巴英文教授，从他那里，我对古巴改革在人的精神层面引起的变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位导游以前不仅是教授，而且还是作家，他的一个短篇小说得过奖。他说他放弃教授的职位来做导游，就是为了能够多赚些“库”，只有多赚了“库”，才能买到他所向往的消费品。
我问他是不是想买冰箱电视。他说他不需要买冰箱电视，因为冰箱电视是每个家庭都有的，冰箱与健康相关，电视与教育相关，所以这两样东西政府都以低廉的价格分配给每个家庭。我又问他想买什么东西？他看到我有一个音频录音机，就说他想买这样的录音机，后来他还问我能不能送他一个录音机，这可以帮助他写作，他乘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常会有写作灵感，不能写笔记，但可以录音，这些灵感若不马上记录下来，以后很快就会消失。我理解他的感受，回美国后托人给他带去过一个录音机。
谈到向往的其它消费，他多次很羡慕地讲到外国游客云集的高级酒店、高级餐厅、高级酒吧……他说非常希望能去这些地方消费享受。他还说过很希望能够拥有汽车，不过，在古巴有钱也不能买到汽车，因为基于环境污染、能源消耗、交通堵塞的考虑，政府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拥有汽车的古巴人多数是通过“获奖”得到的。导游的一位朋友在研究所工作，该研究所最近研发出一种新产品，对国家贡献很大，研发产品最有功劳的十个人得到了国家的奖励，根据功劳的大小，有人得到一套房子，有人得到一部汽车，有人得到一辆摩托车。
导游对古巴的汽车政策颇有微词，我倒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政策，正是这个政策，使我们在古巴能够享受清洁的空气、通畅的交通。导游听了我的话之后，略含讥讽地说道：“说这种少拥有汽车多享受环境的话的人，都是自己已经拥有汽车的。”
我无言以对，但在心中暗想，正是拥有汽车的人，他们才从拥有汽车之后要面对的交通环境问题中，体验到拥有汽车的坏处。在美国，人人拥有汽车之后，不仅发生了污染和堵车的问题，而且公共交通服务被大大削弱了，此时即使有人想放弃汽车，也骑虎难下。这些拥有汽车的人曾在消费大潮的裹挟之下走错了一步，所以现在很想告诫那些还没有跳上虎背的人，千万别走上那条邪路呵！
古巴商店里的货物贫乏，这是哈瓦那一个普通商店。
这是哈瓦那市中心的一个“大”商店，从橱窗的陈列品就可以看出商店货物贫乏的程度。
改革给古巴人的生活带来了变化，同时也使古巴人经受了复杂的心理矛盾。导游写过一篇小说，反映“革命”和“改革”的矛盾冲突，那小说里大概有他自己的影子：
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是翁婿二人，都是作家。岳父参加过游击战，是革命的一代，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诸多不满；女婿是年轻的一代，不喜欢那些僵化的革命教条，更向往物质的丰富。两人对古巴将向何处去都很茫然。在一次小说征文竞赛中，翁婿二人各写了一篇小说去投稿，由于两人共用同一个电脑，下载文件时搞错了，岳父把女婿的稿子当成自己的发了出去，女婿则把岳父的稿子当成自己的发了出去。
评奖揭晓后先公布获奖者的名字， 岳父得了奖，他很高兴，感到古巴的革命精神仍在，没有被改革冲刷掉。但第二天公布了作品，才发现原来是女婿的作品得了奖。这时女婿感到特别高兴，他看到古巴社会正在发生变化，正在摆脱革命教条。
古巴政府以极低的价格供给居民一些生活必需品，譬如鸡蛋，商店还把这些东西送到出门不便的人家中。这个出门不便的人住在楼上，送货员正把鸡蛋放入一个篮子，让楼上的人把篮子吊上去。
楼上的人正在把篮子吊上去。
关于“革命精神”，我还听导游讲过更为真实的故事，尤其是在谈论古巴家庭医生的时候：
家庭医生是古巴医疗体制的精髓，他们住在社区，每个医生负责120至150个家庭的医疗保健。由于他们防守在第一线，解决了“小病变大病”的问题，使得古巴的医疗体制能够取得低成本高效益的成果。这些家庭医生的收入是普通比索，不是“库”，是什么因素使得他们愿意坚守在贫穷的岗位上，而不辞职去做能多赚“库”的工作呢？
导游告诉我三个因素。第一个是物质因素，每个家庭医生在社区中都可以分到一套房子，以便他们就近出诊。第二个是历史文化因素，长期以来医生的社会角色就是“帮助人”，做医生的人都认同这样的角色。第三个是革命精神因素，自从古巴革命之后，医生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医学院教育特别强调医生要为贫穷的缺医少药者服务，这种革命的职业道德观对他们影响很深。另外，医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他们更是会用革命精神来鼓励自己坚守岗位。
古巴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人呢？我特别问过导游这个问题：
他说：“共产党员在社会中是闪光（shining）的人物。”我不理解这“闪光”是什么意思，是炫耀自己的闪光呢？还是被社会认同的楷模式闪光？导游解释道：“闪光就是指那种有光荣理想的人，愿意为理想作出牺牲的人。”于是我理解了，在古巴的语境中，闪光是指闪光的理想，是指遵循闪光理想行动的人，是楷模式的闪光。
那么，有多少人愿意做闪光的人物呢？导游说：“要做闪光的人物，就要有奉献的精神，要严格约束自己。我不想做这样的人物，我想更实际一些，更多赚些‘库’，不想闪光，所以我不作共产党员。”
持有导游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我在古巴看到过大量想多赚“库”而不想闪光的人。记得刚到哈瓦那机场，我就碰到了这样的人，那是一位空姐：
在古巴的整个旅程中，我一直都处在被索要小费和礼物的压力下。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是坚决反对这种小费的，尤其在古巴的货币双轨制中，外国游客随手付出的一两个“库”的小费会对货币流通量产生不小影响，会推动通胀，1个“库”等于25 比索，而古巴普通人的工资只有三四百比索，这些小费会使许多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小费会扩大贫富差距，使从事旅游业的人员一下子先富起来，而对社会更有贡献的人，譬如医生，却要陷入低收入的一端。
比贫富差距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的滋生。向我索要小费的人多数在国有单位工作，国营旅行社、国营酒店、国营饭馆、国营航空公司……这些人利用工作之便索取小费，是与官员利用职权索取贿赂没有本质的不同。
在和古巴法学家工会的律师座谈的时候，我曾问过他们古巴改革开放后是否出现赌博、娼妓、贪污受贿等问题。他们说，赌博没有出现，因为古巴人还不知道怎么玩赌博；娼妓问题倒是出现了，多数是向外国游客卖淫；贪污受贿的现象则极少，他们只受理过个别公务员偷窃单位的钱财物品的案件。
显然，他们没有把下层公务人员索取小费视为“受贿”。如果下层公务人员可以利用职业之便收取小费，中上层的公务人员不也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收取更大的“小费”吗？古巴中上层的公务人员是否都是闪光的人物、都能用革命精神来抵御小费的诱惑呢？
在“库”的大潮冲击下，我最担忧的是古巴的基础医疗，是坚守在社区第一线的家庭医生。因为我知道古巴医疗体制的重大世界意义，我真不想看到这个被誉为发展中国家楷模的体制腐蚀剥落。在美国我听到过古巴医生逃到美国的新闻，他们在美国行医，年薪可以有二十万“库”以上。即使古巴医生不去美国，他们在古巴转行去做旅游相关的工作，也能赚到不少“库”，我就看到过不少的教授和工程师转行去做导游开出租车。
由于美国的封锁制裁，古巴缺乏药品，有些医院自己种中草药。
这是古巴的一个家庭医生诊所，每个家庭医生负责120-150个家庭的医疗保健。家庭医生是古巴医疗体制的最大亮点，也是最受国际卫生组织好评的。
这是哈瓦那的一个社区医院。古巴医院的建筑往往简陋破旧，但里面有数量充足的医生。
古巴医院虽然简陋，但医生的素质好，联合国世卫组织对古巴的医疗体制有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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