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7年8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主力纵队突然从鲁西南地区南下,目标直奔大别山,由此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帷幕。
因国民党军统帅部发生误判,部署调整较为迟缓,加上刘邓大军行动迅速,又连日阴雨,飞机难以侦察,结果刘邓部先敌越过了陇海铁路。国民党军紧急进行追击,却只能跟在刘邓大军后边,始终差了几天行程。刘邓主力在过黄泛区时,由于纵横40余里一片泽国,村庄废弃,渺无人烟,泥泞难行,部队前进速度较慢。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时间就是一切!刘邓命令部队彻底轻装,抛弃一些沉重的坛坛罐罐。重型榴弹炮过黄泛区实在是太困难,严重耽误时间,刘邓毅然命令将炮炸掉。为了从敌人手中夺取这些炮,付出了很多战士的生命,炮手们都痛哭不舍。通过黄泛区后,刘邓大军以急行军又渡过了沙河,直奔汝河。此时蒋介石方才醒悟过来,判断刘邓所部是有计划地急行南进,“势将遁入大别山”,急忙调动军队抢先在汝河南岸布防,企图与尾追之军夹击刘邓所部。
汝河宽60余米,河堤陡峭,水深丈余,无法徒涉,只能架浮桥。刘邓大军先头3个纵队已先敌通过了汝河,当刘邓率领野战军司令部、中原局机关和第6纵队到达汝河北岸时,已有国民党军1个师另1个旅赶到河南岸设下了防线。此时后面还有国民党军3个师正追过来,相距只有20余公里,不到一天即能追上,形势万分危急。刘邓决心破釜沉舟,杀开一条血路。当时刘伯承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即“狭路相逢勇者胜!”在刘邓指挥下,第6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命令16旅坚守北岸阵地,阻击后边追过来的敌军;18旅先头开路,掩护中原局和野司强渡汝河。18旅旅长肖永银是全野战军最年轻的旅长,紧急受命后组织1个营指战员怀抱门板、木头涉渡湍急的汝河,从南岸敌军手里抢下了两个村庄,顽强占住了一个登陆场。接着又顶住了国民党军的多轮反扑,掩护了工兵架设浮桥。然后肖永银率两个主力团从桥上冲到南岸,刺刀见红,一路向南杀去,硬是从国民党军中间趟开了一条宽约3公里的通路。与此同时,北岸的16旅在旅长尤太忠指挥下坚守阵地,一次次打退了尾追的国民党军。在第6纵队将士护卫下,刘邓率野司和中原局机关安全渡过了汝河。最后,刘邓率全军急行南进,又徒涉通过了拦在路上的最大一条河流淮河。而当国民党军衔尾追到淮河北岸时,河水突然暴涨,既不能徒涉,又不能架桥,他们只能望水兴叹。经过20昼夜的艰苦行军,刘邓所部冲破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围追堵截,终于胜利到达了大别山。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全国有六大苏区,其中最大的两块就是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鄂豫皖苏区是在黄麻、商南、六霍等一系列暴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创建发展出兵强马壮、名将如云的红四方面军。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由于敌强我弱,红四方面军先后在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等战斗中失利,已失去了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有利时机,只能步步后退。国民党军大举踏入苏区腹地,到处烧杀抢掠,企图彻底毁坏苏区经济,使红四方面军无立足之地。为了摆脱弹尽粮绝之困境,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得不撤出鄂豫皖苏区,于1932年10月12日穿越平汉铁路向西突围,一走就是15年。刘邓大军正是以当年的红四方面军余部为主力历经改编而成的,中高级指挥员多有鄂豫皖斗争时期的老红军,如今又回到了大别山,等于回了家,怎能不激动万分!
原本以为回到革命老区,总会有群众出来欢迎和支持的。然而,现实完全不是这样。在过去十几年中,红军和新四军几进几出大别山,每次撤走后国民党军都会卷土重来,对根据地人民进行残酷的摧残屠杀,积累起来的革命力量几乎被杀光了,一般老百姓都被国民党杀怕了。尤其是罗山、礼山、经扶、光山四个县的群众受苦最深,被称为是“罗礼经光”。加上国民党桂系军队曾在大别山长期驻扎,经营多年,上至师、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们娶的都是当地媳妇,在地方建设上颇有一套,统治基础相当深厚。为了围困刘邓大军,国民党还建立了保甲联防制度,严密控制地方,明里暗里威胁和控制当地群众,协迫群众实行空舍清野,使刘邓大军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找不到向导带路,无法安置伤病员,难以立足和生存。特别是还有反动地主、乡保长和叛徒指挥的还乡团、小保队,熟悉当地的风俗民情,也熟悉中共武装的一整套游击战术。他们咬住刘邓大军进行袭扰,残害帮助解放军的群众,并大量杀害了刘邓所部的非战斗人员和伤病员,危害极大。
刘邓大军初到大别山时,老百姓非常恐惧,怕他们来了又走,自己再遭国民党的残酷报复屠杀,于是一见就跑,并且是整村整村往山里跑。部队找不到人,连向导也没有,无法吃住,机动困难,立即陷入了困境。加上北方部队不适应南方气候风土,不习惯潮湿阴雨,走不惯水田小路,穿不惯草鞋,吃不惯大米,还有蚊虫叮咬,毒蛇袭击,地方疫病,导致很快出现了大量非战斗减员。由于减员太多,有的部队出现了人少枪多的现象,无法带走,不得不把多余的武器砸掉。因为生活太艰苦,很多补入部队的解放战士出现动摇,偷偷开小差逃跑了。那段时间真是苦啊,是巨大的考验。为了生存,部队中乱要粮、乱拉伕、乱抓向导、打骂人、抢东西等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增多,甚至还出现了调戏妇女的事情,导致老百姓躲得更远。邓小平不得不专门开会整顿纪律,统一思想,要求广大干部深入基层,艰苦细致地做工作,争取群众支持。为了建立根据地,站住脚,必须要发动群众打土豪,要筹款,实行土地改革。刘邓大军迅速展开,除了主力部队行军作战外,每个纵队抽出了3个团转为军区基干武装负责清剿匪特,并派出大量干部战士组成工作组下乡,抓紧时间开展地方工作。到10月中旬,刘邓大军已在17个县建立起了政权,初步完成了战略展开。
冬天到来时,刘邓大军还没有冬衣,又无后方接济,面临很大困难。刘邓组织全军官兵向当地的商店、富户筹借布匹和棉花,然后自己动手染色并缝制成棉衣,总算解决了这一急需问题。因为小保队残杀地方工作人员、伤病员非常猖獗,导致部队中出现了“不怕国民党正规军,就怕小保队”的说法。刘邓为镇摄小保队的气焰,专门组织行动对其进行打击,其中就有二野战史上著名的“宋埠杀匪”事件。刘邓大军艰苦奋斗,初步在大别山站住了脚,在半年中吸引了国民党军15个整编师(军)33个旅(包括从重点进攻方向抽回的10个旅和原在中原地区的23个旅)的兵力,其中包括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11师和桂系主力第7军、第48军,为其他战场减轻了压力。然而,由于大别山敌情严重,情况极为错综复杂,刘邓所部虽先后占领数十座县城并建立了政权,但往往得而复失,基层政权不得不转入地下。虽经反复争夺,直到刘邓主力转出大别山,也未能将大别山根据地彻底巩固。
毛泽东曾经估计,“必须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在中原建立起巩固根据地。”但是,具体到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转战,想实现大量歼敌的目标却非常困难。在千里跃进的途中,刘邓大军被迫丢掉了所有重型榴弹炮,只带了一些中小口径火炮到大别山,因此打大仗的战力比之鲁西南时期已经大减。而大别山区山路崎岖,部队走不惯这种到处是山区水田的小路,机动能力受到很大影响。反之,国民党军在周围却拥有较便利的交通网,容易调集兵力,进退速度较快。随着周围国民党军源源不断地围拢过来,为了能建立起根据地,让大别山的老百姓相信解放军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同时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以补充自己,迫切需要刘邓大军打几场像样的胜仗。
对于初战,毛泽东曾指示刘邓,要避开战斗力较强的桂系主力,先集中兵力打分散薄弱之敌。根据大别山的实际情况,刘邓也做了这样的部署。但是,刘邓主力在1947年9月连续两次企图围歼国民党军整编第58师,一次计划围歼整编第85师,都因部队不会打山地战,机动速度慢,不是阻击不住敌人,就是围不住敌人,或是让敌人逃掉了,都没有达到目的。为此刘邓在光山白雀园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对部队进行了整顿。邓小平在会前声明“不握手”,刘伯承在会上提出“安卵子”,让参会人员记了几十年。其后部队吸取经验教训,无把握的仗不打,终于在张家店、歧亭、柳子港、李家集地区打了几个中小规模的胜仗,歼敌6000余人。第3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后来回忆说:“刘邓开白雀园会议,是立住脚。后来打了两仗,不大,但作用大。是在大别山打的,使我们站住了脚。”
在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西兵团挺进豫皖苏地区的战略配合下,趁围攻大别山的国民党军调整部署之机,刘邓主力南下长江北岸展开,横扫舒城、庐江、桐城、潜山、广济、英山、望江、武穴诸镇,控制了东西宽约150公里的地带,颇有进窥九江之势。当时在庐山的蒋介石以为刘邓要渡江南下,急忙调湖北的整编第40师和整编第52师82旅到广济一线布防,阻止刘邓大军南下。刘邓抓住时机,在敌人必经的高山铺地区设伏,集中第1纵队、第6纵队歼敌于运动之中,经两天战斗一举吃掉了整编第40师和整编第52师82旅5个整团126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高山铺之战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极大地提高了部队进行无后方作战的胜利信心,并使部队得到了一定时间的休整。在陕北的毛泽东闻讯后评价说:“高山铺大捷的意义不仅在于消灭了一万多敌人,也不仅仅因为这仗打得很漂亮,它的全部意义在于我军已经能够在大别山进行大兵团作战,刘邓已经在那里站住了脚。”
然而,大别山的形势仍很严峻,刘邓部此后再未找到大量歼敌的机会。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到九江坐镇指挥,调集15个整编师30万大军对大别山进行围剿。面对严重敌情,刘邓分析,因根据地一直未能得到巩固,粮食也困难,且敌强我弱,是不能采取集中主力与敌硬拼的打法的。后刘邓决定着眼于整个中原战局的发展,将部队分散行动,跳出包围圈,利用大别山的复杂地形与敌人周旋。同时各以一部转移到淮河以北和江汉、桐柏地区展开,扯散敌人。据此,刘伯承、张际春率野战军领导机关、中原局机关组成后方指挥所,带第1纵队乘敌之隙隐蔽开进,北渡淮河,跳到外线作战,开辟新的根据地;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等人组成前方指挥所,指挥第2、3、6纵队在大别山地区坚持斗争;从晋冀鲁豫后续南下的第10、12纵队在江汉、桐柏地区展开,迅速发展。1947年12月11日,刘邓正式分兵。此后一直到1948年春,刘伯承率后方指挥所北上与豫皖苏军区部队会合,又开辟了十多个县的根据地,使大别山与豫皖苏边区连成了一片。第10、12纵队分别在桐柏山、大洪山建立了根据地,抢占了很有利的位置。邓小平、李先念、李达指挥3个纵队在大别山地区继续与敌周旋,因敌强我弱,只能采取避战策略分散行动,无日不行军作战,甚至被敌人撵得东躲西藏,条件极为艰苦,部队损失很大。但他们坚持住了,吸引住了国民党军主力,为中原战场有利形势的开辟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陈粟、陈谢大军分别在豫皖苏和豫西地区展开,对平汉、陇海铁路进行了破击作战,先后歼敌近10万人,并攻克数十座县城,建立了大片根据地,迫使国民党军从大别山抽调了13个旅回防平汉线。至此,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互相呼应,在中原地区站住了脚,转入战略进攻的态势已经不可逆转,整个战争形势得到了根本性扭转。
至1948年2月,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已转入了全面反攻。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与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展开决战渐成为主要趋势,各路野战军需要联合作战。刘邓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促成的中原乃至全国战局转变目的业已达到,继续在大别山与敌纠缠,既不能大量歼敌,又消耗甚大,已无多大意义。刘邓和毛泽东同时想到了这一点,经过交换意见后,决定将大别山斗争交给李先念指挥,刘邓主力尽快会合,统一指挥野战军,集中力量与敌作战。1948年2月24日元宵节这天,分别了75天的刘伯承与邓小平在安徽临泉县南的韦寨会合,所属各纵队也分别北上集结。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和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终于完成。
刘邓主力在大别山的半年多斗争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当初从鲁西南开始渡黄河南下时,刘邓主力4个纵队加野战军直属队有12.3万余人,而出大别山后只剩下5.86万人。扣除鲁西南战役伤亡约1.3万人,直出大别山时应有11万多人,剩下的减员包含南下路上减员、在大别山斗争减员、留在地方工作的,再加上中间补入队伍的新兵和俘虏兵,综合计算后,刘邓主力在此期间至少损失减员了4万人以上,这还没有算后来加入的两个纵队减员。另外武器装备中的重型火炮全部损失掉了。刘邓大军可谓元气大伤,此后虽经休整补充,但至渡江南下前的战斗力再没有恢复到鲁西南之时。
在刘邓千里跃进前,毛泽东曾估计了三个前途:付了代价,到了长江以后,站不住脚;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内围打转转;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从最后的结果看,刘邓主力在大别山并没有站稳脚,其撤出后,根据地基本变成了游击区,没能巩固下来。然而,站在全局的高度看,又是一番结果。刘邓主力付出了大的代价,掩护支援其他几路兄弟部队同时经略中原,互相呼应,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从而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实现了解放战争南线战场的伟大战略转折,为全局胜利奠定了基础。
最后,让我们说一句:向1947年进军大别山的英雄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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