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答过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问题：
徐晓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思想是否正确？
你再联系其他几句夫子的话：
夫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进也。
夫子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这体现的就是儒学中的主动性，对一件事先问该不该做，然后再说做不做得成的问题。该做又能做成自然皆大欢喜，该做但做不成那也要做，这就是儒学之所以能成为两千多年以来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与骨干的根本原因。
当然，天下该做的事情太多了，对于个人来说根本不可能每件事都要去做。所以，总是要在所有该做的事情里排个序，优先去做那个最该做的事。所以，子路千里驱驰正冠赴死，这就是子路最该做的事；但夫子就不该做，因为夫子最该做的事是要光大仁道、传薪火于后世。
到底该做哪个，就是义。义具有个体差异性，是自己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认识水平、能力水平综合起来之后给自己确立的价值体系。如果某件事不在这个儒者辗转反侧、日日三省吾身之后所确立的价值目标中，夫子也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这个当然是儒学中庸思想在灵活性的体现，但问题在于由于没有外在的固定标准，我们的历史又这么悠久，什么事没见过啊，所以后世被某些伪儒进一步歪曲为明哲保身，即便是汉奸卖国都能搞出个曲线救国的名头出来。
所以儒学才需要重视理性，仁义智信，智还在信之前，帮助儒者从错综复杂的现实利益交织中辨别是非、决定是否应该虽千万人吾往矣。但儒学的智是在仁义之后，也就是说儒学的体系中智是对仁义的辅助，无论如何，智也是要遵从于仁义的。
夫子曰：择善固执。择就是智，但择了之后的这个固执就和智没有关系了。故夫子曰：刚毅木讷近于仁。
而道家吗，大道废仁义出。也就是说，在道家仁义也只是手段而已，但我儒学仁义就是价值目标所在，如果把仁义作为手段，那儒学也就不是儒学了。
当然，当后世科举一开，儒学成为进身之阶时，在很多人那里，仁义就成了手段。但当下之中国，儒学早就没了进身的能力，所以，就没必要再往儒学的头上扣这个帽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