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应该是在描述雅典的僭主时期与后面民主时期的联系，但我认为它是不客观的。
真实的历史不是”贵族政治——僭主政治——民主政治”的线性发展，而是贵族统治下的雅典经历僭主时期后回归了贵族统治，但因伊萨哥拉斯试图进行寡头统治而为平民所不容，其后被召回的克里斯提尼进行改革确立了民主政治。
应该看到，僭主政治时期尤其是早期几位僭主排挤贵族讨好平民的政策，对肃清氏族势力、动摇贵族统治的根基有积极作用，从而为雅典民主提供了土壤。但是，僭主政治只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把其称为一种从贵族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过渡形式则意味着将僭主统治时期的存在上升到了充分必要条件，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因果推断。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伊萨哥拉斯没有试图实行寡头统治而是恢复良善的贵族政治，如果他没有过度依赖斯巴达人的力量，那么“被诅咒的家族”的后裔克里斯提尼又怎么能获得政治的合法性并进行民主改革呢？
再设想一下，如果克里斯提尼成为首席执政官后只做小幅度的改革，稳定政权后像庇西特拉图一样陷入谋求独裁的僭主狂热，那么民主政治仍然不会真正实现。
所以肃清氏族残余、防止僭主再起从而真正为民主奠定了政治基础的必要条件是克里斯提尼改革，而非前561～前508年的僭主统治。
总的来说，雅典民主的实现，首先在于梭伦改革导致氏族势力分裂不团结，其次在于早期僭主讨好民众排斥贵族的政策，时机在于伊萨哥拉斯试图依赖斯巴达人进行寡头政治，最终在制度上杜绝独裁体制反复的是克里斯提尼改革。
历史中有许许多多的要素，根据对这些要素进行不同的逻辑组合，可以形成不同史观，进而夸大某些要素的作用，构建意识形态。
但历史发展背后的因果机制是客观的，它不因我们梳理历史时的强推因果或主观臆断而变化。雅典民主的实现有历史大背景影响下的必然性因素也有具体人物或事件主导的偶然性因素。我们可以认为雅典历史经历了贵族政治时期、僭主政治时期再到民主政治时期，但不应夸大某一时期存在的事物是联系前后两个时期事物的关键条件。这种论断只是狭隘的历史叙述，无益于掌握历史的运动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