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国家层面并未发布任何封禁公告，我们可以从全国政协给自然之友会长粱从诫的一封回函中一窥端倪：
青藏高原神山很多，阿尼玛卿（海拔6382米）、纳木那尼峰（海拔7694米）同样是藏族神山，并不禁攀，有人攀登也有人登顶。
但阿尼玛卿和纳木那尼并不那么受登山者欢迎，原因是：在6千米级别雪山中，阿尼玛卿的攀登难度比玉珠峰高，交通便利性又比雀儿山差，所以国内最受登山者欢迎的6千米级别山峰是玉珠峰和雀儿山。
在7千米级别雪山中，国内最受欢迎的是慕士塔格峰，因为它最简单。
一座山，它的攀登难度要与登顶后所获得的荣誉相匹配，才会有很多高手来挑战。
挑战者多了，线路就会越来越成熟（比如冰裂缝有人提前架好梯子，岩壁有人提前挂好保护绳等）就像现在最受登山高手欢迎的十四座，随着攀登人数的递增，线路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安全。
如果一座山很难，但登顶后不但无法获得令人瞩目的荣誉，还要被几万人诅咒，高手就会绕道，梅里雪山就是这类山的代表。
在梅里雪山的几条攀登路径上，有大量冰川。这些冰川所处的海拔低、纬度低、导致它极度不稳定。气温、降水、季风都会影响冰川，使得冰崩、雪崩频繁发生。
如果冰川所处的海拔高、纬度高，就会稳定得多，攀登窗口期也会更长。就像我去爬的马纳斯鲁峰，海拔8163米，但它的冰川就很稳定，有4月和9月两个攀登窗口期。
但梅里雪山只有冬季才能攀登，其它季节冰川都太破碎，攀登风险极高。
另外一个难点在于，梅里雪山的登顶路线长。珠峰的海拔虽有8848米，但山势没那么陡，大本营能够设在5200米处，攀登者登顶需要攀登的直线距离是3648米（从大本营到顶峰）。
梅里雪山（卡瓦博格峰）6740米，但山势陡，大本营只能设在3600米处，攀登者从大本营到顶峰的攀登直线距离是3140米（6740米-3600米），并没比珠峰短多少。
当然，梅里雪山的高度，不需要背着氧气爬，这点又比其他八千米雪山有优势。
如果从比较功利的角度看，6千米级别的雪山再难，攀登荣誉感也比不上八千米雪山，所以没有什么高手会冒着巨大风险（冰川不稳定风险+被诅咒风险）去挑战。
对中国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当然包括对中国的山。1980年，中国一宣布开放西部八座山峰，日本就迫不及待地与中方沟通，希望获得攀登许可。
1985年，日本登山队就成功登顶了藏区神山之一—纳木那尼峰（就在冈仁波齐对面，有两个传说，其一说它是冈仁波齐的妻子，其二说它是冈仁波齐的母亲）。
当时是不允许外国登山队独立攀登的，都是和中登协组成的联合登山队。按流程，国外组织一般都是先联络北京，从中国登山协会那里获得攀登许可，再联系山峰所在地的省级政府取得许可。
获得许可花费不菲，因为当时中国没钱，既要展示国际形象（即开放的态度），又想攒点钱，所以将梅里雪山的首登权卖给了日本（合同1996年到期）。
当时日本正是财大气粗的时候，各大企业非常乐意赞助登山探险活动，登山队很容易就拉到几十上百家赞助，像松下、住友、三菱、三井、日清食品、三洋机电、川崎重工等都是梅里雪山日本登山队的赞助商。
除了支付首登许可费用，登山过程中的一切费用也由日方承担：包括中方队员的费用、探路时请推土机开路的费用、给村民的过桥费、给德钦县的建设费、按昆明市政府要求捐献越野车等等。高昂的费用压不住日本对山峰的野望，一定要登。
1987年-1989年（探路性质）。
1990年12月4日-1991年1月3日（正式攀登、17人殒命）。
1996年（最后一次攀登、对天气判断过于保守，错过最佳登顶日，加上合同马上到期，无法再继续尝试）。
（如果你问当地藏民，他们会告诉你，梅里是神山，登顶就相当于脚踩在神头上。当年村民百般阻扰日本人登山，最后虽然通过谈判（付钱）让登山者上去了，但同时组织了一两万人在飞来寺祈祷，祈祷神让这些人滚下山，最后果然死了17人，所以藏民更加坚信梅里是真正的神山。）
此后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期，登山队不容易拉到赞助，高昂的首攀挑战活动难以为继，日本人自此甚少争夺世界各地未登峰的首登荣誉。
在人类原始信仰时代，所有的山都是神山，所有的湖都是圣湖，甚至大棵一点的树，都能封神。但人类一步步探索，最终登顶了世界最高峰、踏足了南极与北极。
只是人也越来越功利与自大，不再去思考“探索”的涵义，而喜欢用“征服”二字代替。
“征服”，毁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