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不想多说，但是看到了本问题底下的某个匿名用户的回答，正好中秋节这几天在温习史学史的内容，忍不住多嘴几句。
一个人/一个学派的学术思想并非无源之水，除了极个别的学科开创者，大多数学者的学术思想都有其师承和渊源。从宏观角度来看，19-20世纪早期历史学科的历史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过程里。19世纪上半叶还鲜有能大量查阅档案资料的历史学家，但是到了20世纪原始资料的运用已经成了历史学家的基本功。
问题在于作为学科的历史的定位。如果仅仅穷究史料就能看到过去的历史，那么还要历史学家干什么?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仅仅需要一批古代文献档案的校对员，将古代文献整理校勘之后出版就大功告成，过去的历史自然就会把它的每个细节展示出来。
19世纪的历史学家的思路差不多就是这样。然而这种思路其实有很大的问题：①过去的资料仅仅只有档案文献这么简单吗?②不加以深层次整理分析的档案资料究竟能反应出多少过去的有效信息呢？③堆砌再多的历史事件的细节，这些细节难道就能自己恢复成过去历史的样子吗?而这些问题恰恰是被年鉴学派解决的。
我觉得匿名用户搞错了一点，就是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穷究过去的细节，如果说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这个，那么还要历史学家干什么?我的电脑硬盘储存空间可以顶上100个历史学家。说到底各种历史信息是历史学家的工具，用这些东西来作为研究的根基，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加深对过去的认识才是重要的。所以各种所谓“花哨”的理论应用在历史研究里没有什么问题，它们有的也许难懂，也许有的确实只是空谈，但是它们确实让现代的历史研究得以深入，这是不争的事实。光是重视各种史料和细节而不知怎么运用，这叫舍本逐末。21世纪的人嘲笑年鉴派不够细节，简直就像是20世纪的人嘲笑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里缺乏各种有趣的奇闻异事一样可笑。
20世纪初期的历史学家们面临的就是这个局面。正如同光是堆砌物理实验10000条实验结果而不加以分析得不出什么有用的结论一样。这个时候的历史学家们发现他们即使是再考据史料也不能让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年鉴学派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在这个背景下接受了学术训练的早期年鉴学派成员几乎每个都是史料高手，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坚实的旧学术基础，他们才做得到开辟新的学术路子。至于现代的一些学者基础史料功夫不够的问题我觉得真的不能让年鉴派的学者来背。达尔文的思想确实是纳粹主义的思想理论来源之一不假，难道达尔文就得给纳粹的罪行负责吗？
实际上国内现在不只是世界史，中国史领域也在求变。相对而言中国史领域可以挖掘的史料还很多，所以更重视史料运用。但是部分领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前一阵子听闻有这样一项研究：细节记不大清了，大致是说一位学者整理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联姻状况来分析当时的流行病问题。用老史料解决新问题，这样大胆新颖的研究角度，放在十多年前大概是无法想象的。
最后，这位匿名用户说
但是……
这本兰克的《教皇史》节选是1962年出版的。
这本兰克的讲课稿是2010年出版的。
这本兰克的作品选是2012年出版的。
emmmmmm……一边批判别人史料功夫不过关，一边自己犯下这种基本错误，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夫子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