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近几年已经非常有名了。作为一种论断，是合理，还是夸大，知乎上已有很多的讨论，似乎不必再做增添。
我想从另一个迄今没有定论的难题入手：这种观念，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为了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下面会追溯两句话的起源：『明亡之后已无中国』和『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A、明清之际：汉人的看法
钱谦益《后秋兴之十三》：『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嫦娥老大无归处，独俺银轮哭桂花。』（清诗选读）
但问题在于，钱谦益所写，一般被理解为，是在借咏南宋亡于元之史实，暗指南明亡于清人之时事，以此抒发明亡之痛。故而，不能由此就贸然认为，他有崖山之后中华就已经沦丧这样的看法。相反，我们从他要表现明亡的苦楚，恰恰可以认为，他至少认为明代还是中华。
事实上，元末明初，很多起义者打的都是『复宋』的口号。例如，朱元璋就曾用『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 』之说。这似乎可以表明，在当时人心目中，『中华』和『大宋』的中断是暂时的，都还是可以恢复的。
B、清代：朝鲜士人的看法
明亡，满清入主。但朝鲜仍一如既往，沿用崇祯年号，并且自认为是中华文化仅存之嫡系，不认可满清政权统治下的文化仍为中华文化。
此种观念，部分是朝鲜人注意到了满清文化和以前文化的差异。葛兆光先生在《『明朝后无中国』》一文中，列举了朝鲜士人出使所观察到几点令他们震惊的文化异化：丧礼、剃头披发、宗教信仰杂乱（关帝佛陀家庙）、愚民、尚货财（轻礼义），可能还有儒家的朱子理学的被冷落。
这种观念，直到乾隆三十年，依然还很强大。被经常引用的例子是，两位朝鲜士人（洪大容和金钟厚）之间的往来书信。
洪大容『非有王事』而个人身份去满清访学，他的师长辈金钟厚就提出了质疑，说你去这种『腥穢之讐域』，只能开拓眼睛的视野，却不能开拓心（思想）的视野。而在洪大容和杭州士人甚为『交欢』，并做了一个纪念文集《乾净衕会友录》之后，金钟厚更是写信去『大加非责』。洪大容遂为自己辩解，说虽然『彼杭人輩當衣冠淪喪之世』，但是君子和人交往，也不该对不如自己的人『一切鄙之不與』啊。（金钟厚《本庵集》卷三、洪大容《湛轩书》内集卷三，下同）
金钟厚回了信，表示上次是因为过于惊叹而仓促责备他，没有给出精微深刻的分析，这次则要给出理由——他将明代亡国的意义提到新的高度，并痛批满清士人不该淡忘文化沦亡之痛：
『顧陋意以爲，此當以言於三代若漢唐之革易，而不可以言於明朝也。豈明朝之獨可思哉？所思者在乎明朝後無中國耳。故僕非責彼之不思明朝，而責其不思中國耳！若其愧恨衣冠則亦末也，而聞其輸肝剖膽於足下也，殊無痛傷中國淪亡之意！……宇宙以來廢興無常，而夷狄之攘中國，亦多有矣。然未有若今時之久。至使中國聖賢之遺裔，亦皆熟習安恬，不復知有華夷之辨者。此志士仁人所以愈益憤痛，無樂乎生者也。』
洪大容再次回信，一方面也把『中国』和『华人』的意义提到相当的高度，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在神州大地处此厄运之际，朝鲜作为原大明藩国，不该乘虚自居为中华：
『中國者，天下之宗國也；華人者，天下之宗人也。今上帝疾威、時運乖舛，使三代遺民、聖賢後裔，剃頭辮髮，同歸於滿㺚。則當世志士悲歎之秋，而神州厄運十倍於金元矣。况是幾年服事之餘，宜其哀痛傷愍之不暇，而乃因其下井，反投之石焉？欲乘虛正位，隱然以中華自居，如執事之論者，非容之所知也。』
以上表明，即使到了满清学术鼎盛的乾嘉时代，朝鲜士人中，还是把『明亡』的文化意义概括为『中国沦亡』，而不认可传统中国-清代之间的文化连续性。（虽然客观地讲，当时的乾嘉朴学，在注疏和考证上确实有值得朝鲜学习之处。）
C、清代：日本人的看法
日本人的看法，和朝鲜人令人吃惊地相似（或许我们不该感到吃惊）。
顺治-康熙年间的”唐船风说书“集本之《华夷变态》序言中，
（号鹅峰）如是写道：『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当真是，毫不客气地，将满清排除在中华文化之外，视之为夷狄之国。
此种思想绝不只是个别日本人所有：
确切地讲，还不能说是”两个中国“，因为『中国』在当时是一种文化概念，所以这时候的日本人看来，只有汉唐文化的继承人才能称『中国』（当时有山鹿素行等人遂称日本为”中国“），而隔海相对的那个，只不过是『大清国』或『支那』而已。
D、民国：汉人的看法
到了民国，我注意到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宋代的地位出现了一个极为明显的回升。要知道，清代人对宋学有大量的负面评价（结果被朝鲜和日本士人鄙弃），而现在则完全反过来了：
如，康有为纵论二千年之官制后认为，『宋官制最善』（《康南海官制议》）；
如，陈寅恪提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吾国学术『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看看，这些评价，都是何等之高。我想，也许正是在这种风气转变之下，才会使人对宋的灭亡感到无法补偿的可惜。也才会有人觉得，哪怕是明代，都已经不是最好的『中国』了。
『崖山之后，再无中国』：其出处找不到可靠的文献证据。据说，某位西南联大教授在课堂上感叹过，『崖山之后，再无中国』，但并无书面史料。
我个人认为，考虑到前面所说的民国人对宋的评价走高的风气转变，这一说法比较有可能的是在民国或更晚才出现的。又，考虑到新中国时期的史学，动辄称『元明清三代大一统』，对蒙元和满清的政权，皆予以高度评价，故基本可以排除。于是，此说最可能出现的时期，就是民国。
（另，由于朝鲜人和日本人已经先持有了『明亡之后无中国』的观念，加上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所以我不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是出自这两国之手。）小结：
『明亡之后无中国』，有充足的史料表明，是出自清代的朝鲜士人和日本士人。
『宋亡（崖山）之后无中国』，缺乏直接史料，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我觉得最可能是出现的时期只能是民国，而且更可能是出自本国人。
其他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