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目弄错一个问题,就是东林党不能叫党派。
党派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才可能有的东西。现阶段世界上党派大概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列宁式政党。就是有明确信仰和严格组织性,党员的入党、组织生活、党内职务变化以及退党等行为,都有严格纪律。我党就属于这类。
二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党。这种大都没有严格的长期目标和组织性,对党员的要求也非常宽松,往往只要登记就可以算做某党,换个党派也很自由。比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属于这种,政党目标、信仰之类都没有严格界定,党员登记也非常宽松,比如特朗普就曾经登记为民主党参选总统,后来又登记为共和党参选总统。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都叫做政党,政党再怎样都是有一定手续性和纪律要求的。而政党在封建社会是不存在的,封建社会这种党,是朋党。
朋党没有什么纪律性和组织要求,就是一种拉帮结派。
类似于学校每个班里的学生,总有若干小圈子;每个小圈子里的人会比较抱团,遇到事情不问对错先帮自己圈子的人;小圈子也不稳定,总因为各种原因一些人去了别的圈子或者退圈,也会有人新进入某个圈子;还会有些人,大家都觉得他应该在某个圈子,因为这个圈子都是他一个小区住的人组成的,或者这个圈子人帮过他,但是他偏不入圈;还有人游离于各个小圈子之外,就逍遥自娱自乐;更有一些胆子大的,不但不加入任何一个圈子,还对哪个圈子都敢得罪。
你把这些班级里的小圈子,代换城朝廷里的朋党,一点也不违和。
以大明王朝剧情为例,当时朝廷主要朋党大概可以分为严党和徐党(裕王党)。各自抱团,遇到问题时候虽然都有解决问题思路,但是往往让位于保护己方人员,攻击对方人员。不过这也并不是说每个党都铁板一块。相反,不但每个党内部会争论,各层次都可能有自己行为。
严党核心成员胡宗宪就可能与严世蕃对立;高瀚文本来从出身说应该是严党,但稀里糊涂就上了裕王党的船;到了严嵩被清算,严党除了个别捆绑很深的高层成员外,很多人很容易就不被追究了。毕竟又没有任何组织手续,说谁是什么党也没证据。
而同时,像海瑞这种,上来逮着严党怼,会让人觉得他可能是徐党,但徐阶上台立刻又被海瑞弹劾,这才明确人家海瑞什么党都不是。对付严嵩时候,高拱、张居正理论上都可以算徐党,但转脸俩人也会势同水火,下面大臣各自抱团,再次分为高党和张党。
还有一些人,比如赵贞吉这种,到底什么党很模糊。似乎侧重于裕王党,但又好像没那么紧密。这种人其实就是老牌政客,跟谁都若即若离,但一旦朝廷中有人整他成功,把他划为某个党完全可以。
以上就是朋党特点。看了这个就知道为什么绝大部分君主都那么反感朋党了。因为这玩意弄到最后,所有人都没工夫干事,都只管抱团打倒别人了。个别干事的,也很容易两边不落好。朝政就糟糕了。
但反过来说,朋党又不好禁绝。因为人都是有感情的,也知道抱团价值的。因为同乡、师生等关系,有些人天然就容易建立更深感情,遇事大家自觉不自觉的帮自己人,是正常感情。反过来说,有一帮自己人,你帮我我帮你,大家都升官,利益也更好。
所以对朋党的打击效果,往往需要看君主个人能力了。
而明朝很多时候,君主打击效果并不好。基本原因之一在于,很多时候君主并不是正经想打击,而是利用朋党斗争来维持朝堂平衡,这样即便自己懒政一点,也不会失去权力。这种情况在万历时期达到顶峰。
因为万历就是懒政的极致,但又不傻,所以自然用这种方式来维持权力。
这种情况下,朝臣分为浙党、楚党、齐党等朋党,一堆政客互相斗来斗去。一个常年不露面的皇帝,加上一群纯粹争权夺利的政客,朝政自然快速败坏下去。
而总会有很多人对这种状态不满,毕竟还是有一些读书人有点理想的,就抨击当时朝政。
恰好,有两件事成为抨击当时朝政的重要切入口。
一是万历在立储问题上犹豫不决,导致一些人的激烈反对。在明朝,立储按照礼法是绝对的政治正确,所以很多人看来,万历这时候想挑战礼法,就是对国本的动摇。其中,有一批官员就站出来反对,这被称为“争国本”。
二是万历发明了矿税这个玩意。这个矿税名字带税,但并不是传统意义给户部增加收入的税种,而是皇帝派太监以挖矿为名搜刮钱财,用来充实内帑。而太监到了地方,能真正找到矿的有几个?大都成了以矿税名义强制摊派,给民间带来很大灾难。著名的高淮乱辽,就是收矿税的典型。太监高淮在辽东十几年,以矿税名义大肆搜刮给万历内帑,结果弄得辽东民不聊生,后金也是这时候趁辽东无暇自顾崛起的。所以就有一些官员反对这种做法,被称为“反矿税”。
对朝政弊端不满,同时做到争国本、反矿税的官员,就被称为“东林党”。
所以东林党就这么来了。并不需要你找顾成宪或高攀龙去履行什么手续,也不需要籍贯地在哪里。只要万历年间在争国本和反矿税方面坦度坚定,都可以被算作东林党。
而这些东林党官员在万历朝过得并不如意。一直到他们坚决支持的泰昌帝上台,境遇迅速改变。虽然泰昌就在位一个月,但确实有励精图治想法,也懂得感恩,所以东林党迅速上位。到了天启元年,朝廷重要位置大都被东林党占据,首辅叶向高也倾向东林党,这一时间被称作众正盈朝。
相对于老牌的浙党、楚党、齐党等朋党,东林党确实有其进步一面。东林党不像这些老牌政客那样无原则听君主的话,而是对朝政有自己看法,对百姓也有基本怜悯。属于比较有理想的士大夫阶层。并不是无原则的听从君主的话,互相争权夺利。
但是,东林党也有朋党必然出现的毛病,就是党同伐异。对之前那些老牌朋党清算严重,大量老牌政客被免职。
这种情况下,浙党、楚党、齐党、宣党、昆党等朋党只能摈弃前嫌,报团取暖,决定走魏忠贤的路子。
天启帝同样懒政,但是与爷爷那种虽然懒政,但是利用朋党争斗把控权力不同,天启直接把许多实际上的权力交给了自己信赖的太监魏忠贤。
东林党这种有一定理想的士大夫,肯定不屑于向太监低头。相反,内官权大是他们不满的问题之一。所以当浙党、楚党们抱魏忠贤大腿时候,魏忠贤自然就成了他们的共主。这批人日后就被称为“阉党”。
所以虽然魏忠贤是太监,但阉党可没有多少太监,而是浙党这些传统朋党的官员。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并不是外廷和内廷斗争,依然是朝堂上的争斗。
但魏忠贤与普通官员不同,他并不遵循官员直接政斗的基本游戏规则。之前的党争,真正见血不多,主要就是把对方权力打掉就完了。连嘉靖时候党争最严重时,不管夏言、严肃、徐阶哪一派,真正最后杀人是很有限的,绝大部分都是免官就差不多了。万历时代几乎更没有人员伤亡。大家斗争更像民国军阀混战,下野就万事大吉了。
但魏忠贤不懂或者不愿这样,相反,因为身份原因,他擅长的是厂卫那一套玩法。于是就把厂卫搬上朝堂,对东林党人动辄打杀。
而且更严重问题在于,如前文所述,什么是东林党并没有一个组织性条件。反对过魏忠贤或者阉党高级成员可以算,与东林党某些人有来往可以算,这么一来,东林党就成了一个筐,不跟魏忠贤的人都可以往里面装。所谓东林点将录里,真正算铁杆东林党的很有限,大部分要么对东林党有过倾向,或者有点来往,也都被划进去了。
更糟糕的是,相比还有点良心的东林党,魏忠贤更不懂治国,反而格外逢迎天启,朝政更加败坏。
到了崇祯,上来搞死魏忠贤,对阉党做了一定程度的清算。应该说早期崇祯的处理还是相对合理的,对阉党进行处理,但除了核心人物外大都还留一线,避免冤冤相报白热化。
而且崇祯刚上台的内阁算是重用东林党。韩爌、钱龙锡这些人都可以算作东林党。但是,如前文所说,东林党本就是个筐,能放的太多了。真正当初最有理想,态度最坚决的东林党,都被杀了。这时候许多东林党,可能确实或多或少反对过一些弊政,但态度很难和天启初年时候比了。
而这种情况也没有保持多久。崇祯二年后,这一波最后一点东林党性质的阁臣也被罢免。之后的大明,又进入了万历时代那种纯粹又庸俗的党争。周廷儒、温体仁、陈演、刘宇亮、薛国观、魏藻德等人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阉党或者东林党,其实又成了万历甚至更早那种一个个新的朋党。
只不过崇祯这个人换内阁过于频繁,杀戮也重,所以这些朋党没法发展成为万历时期那样较大的圈子,显得更为稀碎。
到了南明,特别是弘光朝,因为弘光甚至没法像崇祯那样勤政,所以党争再起。但这时候的东林党、阉党和之前已经情况不同。因为魏忠贤名声已经臭了,崇祯朝也明确定案了,所以东林党就成了褒义词,阉党就成了贬义词。这时候握有舆论权但是朝权有限的钱谦益等人,就自命为东林党,攻击把持朝政但舆论权不足的马士英等人为阉党。只能说,这时候的东林党、阉党,只能说明党争格外庸俗化。而随着弘光朝的快速覆灭,这个以东林党和阉党为名的党争就此结束。之后南明党争又是稀碎版。
到了清朝之后,大量明官降清。作为当年魏忠贤心腹,板上钉钉的阉党冯铨受到重用,被陈名夏等人不满,攻击冯铨,被称为南北党争。因为北派首领冯铨确实是天启朝的阉党,而南派则有大量明末自命为东林党的人,所以南北党争也被认为是东林党阉党斗争延续。
不过多尔衮不惯着这种行为,直接斥责双方攻击,并且拿明朝党争情况做例子,告诫他们这么做的危害。两派头面人物在意识到多尔衮态度后,就相对默契的停止了激烈争斗。因为多尔衮的强力弹压,此次南北党争匆匆落幕。
等到多尔衮死后,顺治继位,陈名夏等人又出现党争势头,顺治果断杀一儆百,处决了陈名夏。此后清朝党争问题基本消停。所谓东林党、阉党问题也彻底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