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答案作廢。放個自己寫的小書評。水平不夠，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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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的罗曼消亡史
——《中国现代小说史》读札
“现代”是一个相对的名称，真正的大作家当然以表现现代为己任，但这并不是说他先学会了当代最流行的技巧，从本国和国外最时髦的作品里，抓住了“时代意识”后才去创作的。
——夏志清《姜贵的<重阳>——兼论中国近代小说之传统》
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开头的对话看似匪夷所思：当陆先生斥责“这些人没有正常人的情感”时，观众心里难免会咯噔“不正常”一下——到底何谓“正常人的情感”？二十一世纪的人只要心思稍微细腻一点，不难发现，它并非是三言两语能够道得干净的问题。
这当然跟我们即将要谈的话题有关。势必有人怀疑，在全球化如火如荼的今天，再议这部发表于冷战白热化时期（1961年）的文学专著，是否显得太不合时宜？读者还能从这样一部书中读到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被责为“保守”的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方法论使得《小说史》问题多多，比如《鲁迅》章和《张爱玲》章。鲁迅和张爱玲都是现代中国文学史无法绕过的作家，围绕着这两个人，当今学界各自形成了势力不容小觑的“鲁学”和“张学”派别，并且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都取得了相当丰富的进展。在如此现实之下，夏志清对两人反差极大的批评意见便有点令人难以接受了。
在他一生的写作经历中，对青年和穷人，特别是青年，一直采取一种宽怀的态度。这种态度，事实上就是一种不易给人点破的温情主义的表现。
……
鲁迅特别注意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但却纵容、甚至后来主动地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这些势力，日后已经证明比停滞和颓废本身更能破坏文明。大体上说来，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
对这样一个，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地位不容置疑的作家，夏的“不留情面” 注定会招来诘难——他与捷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的笔仗早已名扬天下；读者也可以追随普的脚步对夏回以同等的严厉。尤其当夏同时在评判张爱玲却不吝褒辞（“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甚至达到了吹捧的程度时，这种丝毫不回避的偏爱，可以说让诸多好谈“中肯”和“不偏不倚”的读者对《小说史》产生了质疑。
回顾夏志清的这些说法，确实有太多地方难以苟同。比起其兄夏济安研究鲁迅的几篇论文，夏志清对鲁迅的批评不能说纯粹只凭个人的喜恶，毕竟他已经触及了关键——“鲁迅既不左又不右，变得完全孤立”，但却到此为止，并没有将鲁迅的困境作进一步更复杂的剖析和理解，而仅判断鲁迅是“怕探索自己的心灵”，“怕流露出自己对中国的悲观和阴沉的看法”，事实上个中明显还有更耐人寻味的原因，需要仔细揣摩；认为《故事新编》“浅薄而零乱”，则太过于荒谬了。
说是说吹捧，不过《张爱玲》章也不乏妙语：
我们这个社会是个过渡社会，构成的因素很复杂而常常相互矛盾，张爱玲的这些小说是这个社会的写照，同时又是人性爱好虚荣的写照：在最令人觉得意外的场合，人忽然露出他的骄傲，或者生出了恶念。
但总体来说，《传奇》以降的各式长短篇创作表明，张的缺陷也是易见的，夏志清显然未能克制住自己对女神的爱——可话又说回来，这不正是夏志清不是？一个可爱的老顽童，极具风格的批评家。廖玉蕙的《在砧板上写评论》和季进的《夏志清先生访谈录》两篇访谈大大丰富了他的形象，直言不讳的个性实际并不折损其评判的力度和准度，因此那些屡屡执言“公正”的读者面对夏志清时，如果不能在风格和意气间小心地斟酌和权衡，岂不讽刺？凑巧的是，夏志清正需要读者这么做，他们不得不重视起态度和学识的精妙合成带来的复杂性（此亦文学的复杂性），否则自以为是地大谈“不偏不倚”或“另觅出处”，注定一无所获，到头不过反证所谓理性是不实的自我安慰而已。
回到开头提出的“正常人的情感”。《小说史》写于一个谁也不清楚现代中国文学的概念到底为何的时刻，此处的“茫然”，除了史料的匮乏，实应包括中国读者阅读的感受与文学价值判断的漂移乃至缺失。因自身历史的独一无二，现代中国文学终究无法与延绵数百年的英美文学同日而语，但能否因此致使必须替前者“私人订制”一款专属的审美标准，即便就目前而言，也并非是一个可以轻易定论，或说用逻辑了结的问题。毕竟在理论的演绎之前若无人的感受作底，理论的效力是决然指望不上的，此亦乃夏氏直抒胸臆但不失一针见血的批评的重要所在：《小说史》处处按捺不住的罗曼蒂克特质常常令人措手不及，实则意在指明，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背景下，不同渊源的文学资源，唯有不断在碰撞中交融，在交融中碰撞，融情于理，情理交融，才不失为是一条有希望的出路。
所以《小说史》好比一道机关（trigger），触发我们意识到，别甫一起头就急于确定什么金科玉律，重要的永远不是“是什么”，而是开始思考“照你看，为什么这样”：正如夏对张爱玲的赞赏，与其对鲁迅的贬抑构成了一体的两面，而倘若我们没有深切体会过鲁迅和张爱玲两人的作品，从中提炼出真情实感的话，那么无论这两位作家究竟谁是真正的伟大，夏志清如何判断，对于读者来说，一律属于妄言。认定张爱玲眼光狭隘，受缚于自身情感世界的局限，鲁迅则是更有勇气的担当，敢于“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未尝不可，只要我们学会关心和反思自己的感受，夏著的目的也就达成了。
尤其在今天这个漂亮话横行的年代，带刺的未必是偏见，真正的洞见一定套着偏见的皮囊，并能进一步引发新知。夏志清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虽然看上去非常粗暴，但其实很发人深省的路径：用英美文学的标准来撞击现代中国文学。火花四溅之余（然而究竟有没有擦出“火花”，仍然打个问号），表面看去，这种做法好像是什么“欧洲中心主义”，可换个角度看，又何尝不是在创造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多样性的无限可能呢？或有意或无意，夏志清抛给了我们很多问题：像共产主义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像现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等，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思考——自本书始，现代中国文学的解读空间只会越来越大，而不会收窄。这想必也是所谓“开山之作”的意义所在：不是说前无古人，不管写得怎么样都不得不给它一个位置，而是说它创造了生机，是大的功德。
尽管如此，《小说史》所彰显的批评品质却难以为继，而这显然比新研究课题的开发更为可贵，更值得人回味甚至吸收。根据张英进的梳理，在《小说史》之后，由于学术范式的转换，夏志清与北美学界越来越格格不入，直至逝世，也仅仅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和《夏志清论中国文学》两部著作。“他所信仰的以普遍人性概念为基础的文学‘品格’（integrity），如今在崇尚多样化和异质性的学术环境中遭到唾弃”。
这也即为什么我说，我向来不觉得夏志清的批评是套用了什么范式，纵使作为耶鲁英文系的博士，他在英美文学方面的造诣再深，思路受新批评影响再大。《小说史》虽诞生于美利坚的学院，但确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批评。李敖去世当天“我死诸君思我狂”又被人翻了出来，这句话首先让我想到的却是夏志清——倒并非说“狂”，他的不少看法，实际是勇与谋兼备，贯穿以丰沛的情感（无论是国情还是私情）后结下的硕果，即便曾受时尚的熏陶，终归也是“夏志清”牌的批评，不论中国还是美国，在那个追逐与压迫之风盛行的年代里都尤为难得：所谓杰出的批评家，不可能不带自我感情而空谈冷的客观，故当约瑟夫·布罗茨基、W·H·奥登和谢默斯·希尼带着他们的诗情走进文学批评时，他们的文采依旧熠熠生辉，而非堕化成沉重的累赘——批评家无非致力于提供美的一种，小说家亦然，人能“纵容”后者，却向前者贪婪地苛求着全部，实是吊诡。
附录收入刘绍铭的《名世与传世》，讲述最后时刻的夏志清在医院等候处方时，王德威前来看望，他对王说：“我不怕死，因为我已经不朽”——可谓真正的名士风流，与他在《结论》章中对中国文学赋予的寄托一脉相承。与其说夏志清表达了自己从祖师爷李维斯那里继承来的“大传统”野心，不如说他对命运多舛的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明保持了一贯的敏感，孜孜不倦地找寻着信心，而不受聒噪的世道所惑，不论刮“左”风抑或“右”风。所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阶级与地位如何，都值得我们去同情了解”，“一个能力较强的作家应该了解到，除非首先对人与人间的社会交往观察深入，否则他无以体察更进一步的真理”的意见，时至今日读来仍达一语中的之能效。可类似这样的期待，已越发赶不上时髦：翻阅哈佛大学去年出版的《新现代中国文学史》，数十篇小文章凑成的大集子，与“大传统”的设想差之十万八千里尚在其次，主要是打“后”学兴起，从后现代到后人类，各种学术花样迭出，早已叫人疲于应付，遑论中国文学始终处在风雨飘摇的状态中——“民主化”和“通俗化”的解构大势固然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创获寥寥的现状，使得批评家早就消亡的罗曼蒂克一时又变得微妙：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中的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在世界，都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理所当然——世界文学同一性的论述早已泛滥成灾，是时候再考虑考虑差异性的事了，而《小说史》正好是一个不错的出发点。
表面上看，《小说史》从问世至今的存在见证了一种风格、一个时代的落幕，可自不同界面观察得出的迥异结果：世界的潮流是鼓吹文化多元主义固然不假，可一旦重入中国的视野，不妨自问，批判所谓的“传统”批来批去那么多年，怎会还没有个完？疑问暗示着夏著的某种超前性。《罗曼蒂克消亡史》里有一句“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令人摸不着头脑，我想其中一个意思是说，当下的人们背负了太多笼统的家国情怀和历史伤痛，实在难留多少空间允准自己，与那些猝逝在变态岁月里分处各位的大小角色同情共感；差不多的道理，也适用于夏志清的《小说史》：寻找释放和活跃文学价值的批评系统，以及在文明崩坏的危机时刻重申对艺术本身的执念，本是作为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批评家理应担负的责任，特别在“中西汇集，古今交杂”的转型节点上，这样的著作更承担着启发文化体系推陈出新的关键意义，结果长期以来，不是被乱扣上或这或那的“主义”帽子，就是横加歪曲，三句不离“激进”、“反动”甚至“毁三观”等词，考虑到《小说史》的中译繁体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通过各种“非官方”途径流入中国大陆的，说破了，无非耽于僭越禁忌带来的快感，对其中可能的深意，读者大概率根本不感兴趣。而这些阻塞新思路产生的误读，更加坐实，此作是“写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批评。
结尾是一个意料之内的问句，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我以为，我们毋需困于问题本身既含的预设，也不必受时下语境的掣肘，大可借“夏志清之问”充分遐想中国文学的未来——假设百转千回，我们的文学有幸重归一个用心专注和发掘美的传统（这时必定与过去任何时期的文学都不相同）上面来，我想，届时人们一定会对《小说史》产生相当别样的全新感受。届时，夏志清“人文主义不是什么理论，人文主义就是自然的东西”的清醒兴许才能真正为普通读者所彻底消化，内化成文学阅读的常识一种。
虽然从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以及姜贵的《旋风》、《重阳》看来，这个优秀的传统，还断断续续的在身居大陆以外的自由作家作品中保全着，但我们实在无法推测，这个伟大的传统，几时再能在大陆开花结果，对新生作家发生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 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05年。
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
3. 夏志清，季进：《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夏志清先生访谈录》2004年。
4. 廖玉蕙：《在砧板上写评论》2001年。
5. 宋明炜：《夏氏兄弟与人文主义》2005年。
6. 张英进：《历史整体性的消失与重构——中西方文学史的编撰与现当代中国文学》2010年。
7. 李立超：《“清污”运动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2017年。
8. 刘绍铭：《名世与传世》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