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回答是读仇鹿鸣先生《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一书消化理解后整理的个人看法，全文对于仇神观点引用很多，对于书中提到过的内容都直接略写，所以这篇没有先读仇神大作可能不太容易理解，感兴趣的知友们最好先读仇神作品。关于司马炎死后的西晋政治后续可以参考本回答：
晋武帝司马炎是结束了旧的乱世，又开启了新的乱世的复杂人物，如同处在一个漩涡中心一样，在那个历史阶段有无数的历史问题可以围绕司马炎进行展开。因此以我个人理解来说，评价作为政治人物的司马炎其实就是等同于对西晋政治的反思和评价，所以我在下面的回答并不是只把重点放在司马炎身上，而是着眼在整个西晋。
仇鹿鸣先生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这本书中敏锐地发现了魏晋嬗代过程中的几个政治问题：
以上司马家在魏晋嬗代过程中的几个特点形成了西晋政治上的几个特征：
综合来说的话，曹魏中期以来，在政治上面临阶级固化、社会上面临士族兴起的根本性问题，不仅没有通过魏晋嬗代过程中得到解决，反而被助长了。在这里，西晋的功勋们（咸宁配飨十二功臣）作为社会上最顶级的士族和政治上最上层的阶级，是固守自己现有地位和权利的一方，不过他们在功业上有着缺陷，这个缺陷不足以守护他们现有的地位。像裴秀、何曾、荀顗、王沈、贾充、荀勖等功勋们在司马家篡位前是服务于一个司马家族，他们的职责就是帮助司马家除掉政敌、拉票劝进等投机站队的事；当司马家成功篡魏立晋之后，这些功勋们的服务对象从司马家变成了大晋国，他们的职责从投机站队变成了兴邦安民，兴邦安民的实绩正是他们先前履历上缺少的。所以功勋们的地位就很容易受到那些次等士族和寒门官员的冲击，风评舆论对他们先前种种行为也不友好，造成了司马炎一朝党争非常频繁（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缺少功业实绩的功勋们获取的地位不稳固，并不是要说司马炎一朝的党争是投机派vs实绩派之类的党派定性，实绩情况要远比这种给党派定性复杂得多）。
以上的政治问题，既有上一代遗留下来的锅，也有司马炎本身能力不足的锅。首先就讲下上一代遗留下的问题：上一代的问题主要是司马昭留给司马炎的隐患（从司马懿在公元249年发动高平陵之变拿下曹魏最高权柄到司马昭公元265年病死，司马昭在这期间经营的时间远比司马懿和司马师多，记载也更丰富，所以能作为参考分析，没提到司马懿和司马师不代表他们俩没有给司马炎挖坑，只是限于记载还没法找到问题）。司马昭时期最大的事件就是发生了魏国天子曹髦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杀死，在秦汉大一统以来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以往的史家（胡三省、卢弼）都把酿成悲剧的原因归结到曹髦的鲁莽行为上，但其实比起曹髦的鲁莽，司马昭错误地处理自己和皇帝之间矛盾才是引发问题的根源，是非常严重的失误。曹髦是司马师废了23岁的曹芳另立的年幼皇帝，即位时才14岁。《魏氏春秋》记载：公神明爽俊，德音宣朗。罢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锺会对曰："才同陈思，武类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司马师与钟会间的这段对话实际上只是为宣传“废昏立明”正当性而已，并不是故意要立才智出众的曹髦带领曹魏走向光明的未来。不过对于司马家不幸的是曹髦还真就是一个不甘于做傀儡，有着远大志向的皇帝，与继承司马师的司马昭进行了两次直接的较量，带给了司马家非常大的麻烦。
曹髦与司马昭的矛盾真正浮上台面是在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在此之前曹髦趁着司马师刚死，让司马昭留镇许昌、傅嘏率大军回洛阳，目的在收回司马昭兵权，把司马昭吓慌了神。在钟会、傅嘏的建议下，司马昭最终亲自率大军回洛阳，没有交出兵权。这件事后，司马昭在曹髦身边安插了钟会、裴秀、司马望等心腹监视，双方第一次较量就止步到此）。这年二月曹髦公开露骨地在朝廷宴会上与群臣探讨少康、刘邦的优劣，还表示自己仰慕少康，其目的或许就是在敲打司马昭以及司马昭的党羽，但确实太过于直接和露骨了，马上，司马昭就以同样直接露骨的方式对曹髦进行了反击。同年六月，司马昭逼迫曹髦给自己加九锡，第一次挫败了这个十六岁天子的锐气。之后在甘露三年，司马昭借着成功平定诸葛诞，再次逼着曹髦连续九次赐予九锡，而司马昭自己也把戏演到底拒绝了九次，好像就是故意在为曹髦之前的发言羞辱他。甘露五年正月，也就是曹髦死的那一年，司马昭又一次逼曹髦给自己加九锡，最终引发了曹髦讨伐司马昭，司马昭仓促之下找了替死鬼成济杀害曹髦。站在现代人角度或许觉得不就是个玩赐九锡让九锡的戏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在当时夹在皇帝与司马昭中间的当事人就感到了形势的不妙：
上面七个人的态度大体可以分成二类：第一类是华表、卫瓘、司马望、羊祜在自保的前提下和司马家保持着一定距离，实际上可以代表大部分士族在这种敏感时期的态度——不惹麻烦上身。不过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司马望和羊祜的身份，一个是西晋宗室、一个是和司马家有姻亲关系，这二人在司马家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但他们也表现得与司马昭若即若离。第二类是王祥、陈泰、司马孚通过表现他人不敢做的忠君行为，表达对于司马昭弑君的行为不满，其中陈泰、司马孚甚至还公开唱起反调，关于这点仇鹿鸣先生有充分的解释，详见仇神大作《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可以看得出，司马昭在处理与曹髦之间的矛盾事情上处理是非常烂，不仅是大多士族，就连本家的重臣表现出消极态度，甚至唱反调。本来司马昭是需要不断拉拢人才，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但是因为弑君，自己内部反而出现了裂痕，外人也用更加保守的态度观望形势，不会再那么积极地攀附司马家。在咸宁配飨十二功臣名单中，除去宗室司马孚和司马攸，郑冲、荀顗、石苞、裴秀、王沈、何曾、贾充、陈骞、荀勖、羊祜，再加上西晋建立之前的霸府核心圈人物钟会、傅嘏、陈泰等人中，只有裴秀、荀勖、羊祜三人是司马昭时期进入的核心圈。而在这三个人里，羊祜还曾经拒绝了司马昭霸府的征辟，直到晋王国建立才以司马氏姻亲关系的身份受到重用（霸府属官和王国官员的差别在于霸府属官是构成二重元君主观的，既是权臣的属官，也是皇帝的臣子，在篡位这种舆论敏感的事情上，承受的舆论批评会更大，而王国官员就只是国王的臣了。在这里不知道羊祜是不是出于这种考虑拒绝了之前司马昭的征辟，与司马家保持距离）。要知道司马昭执政时间可是要比司马懿和司马师加起来的时间还要长，可司马昭霸府时期的核心圈只有两个是自己提拔上来的人，而执政时间只有四年不到时间的司马师就提拔了钟会、贾充、石苞、陈泰四个人在霸府核心圈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司马昭虽然执政时间长，但他在政治上的见识和能力确实不怎么样。此外，司马昭弑君还给西晋带来了舆论和形象上极大的负面影响，司马炎时期就发生了醉酒的庾纯质问宰相贾充关于曹髦之死（及纯行酒，充不时饮。纯曰：「长者为寿，何敢尔乎！」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纯因发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众坐因罢。），震惊了朝野；东晋明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王导以司马懿诛杀曹爽党羽和司马昭弑君回答，让明帝感到羞愧“以面覆床”，可以说宗庙社稷的颜面荡然无存了。
司马昭面对曹髦带有露骨暗示的发言时，作为政治家本来应该要更冷静地对待，在大局已经在自己完全掌控的情况下，继续加强对曹髦的控制（《后汉书·皇后纪下》：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像曹操就不会因为这种无关大局的小事斗气急着较量扳回来）。但是司马昭却选择了不成熟的方法和十几岁的曹髦互相斗气，最后引发了光天化日之下弑君这样的极其恶劣事件。早在之前东关之战，司马师因为战争惨败就主动揽责稳定局势；而对于战败有直接责任的司马昭却是意气用事，不敢担责，杀死了军司马王仪，在政治上表现得很不成熟。综上，司马昭弑君的结果在注重清名的魏晋时期树立了非常坏的形象，就连与自己最亲近的心腹都产生了动摇，执政多年却仍旧依靠父兄留下来的老臣支撑大局，客观上造成了司马家内部政治缺乏流动性，容易固化，给他的儿子司马炎在处理功勋问题上增加了难度。
接下来就谈谈司马炎的问题。虽然司马昭给司马炎挖了个大坑，但司马炎也不应该庸庸碌碌，对于西晋政治隐患没有一点进步的改善。仇鹿鸣先生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中说司马炎“既无政治历练，又缺乏可靠的行政班底”，这个说法我是不赞成的。《晋书·武帝纪》：“历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加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假节。迎常道乡公于东武阳，迁中抚军，进封新昌乡侯。及晋国建，立为世子，拜抚军大将军，开府、副贰相国”司马炎从曹魏嘉平年间（公元249-254年）开始十几岁就担任朝廷职务，参与了立曹奂等大事，虽然当时还无法自己独自决定大事，但跟在司马师、司马昭后面做事十几年肯定是会积累到不少政治经验。而且中护军、中抚军、抚军大将军这些官职都可以征辟属官，西晋功勋里的石苞就是司马师当初的中护军司马，司马师当政，石苞也跟着进入了核心圈；还有裴秀是司马昭还在当安东将军时期的司马，后来也进入了霸府核心圈里。而司马炎自己在担任这些官职的时候却是没有培养出哪怕一个对自己将来有用的政治班底，在这一点上还不如小他十岁的同母弟司马攸：
所以司马炎其实并非是没有政治历练，他十几年的从政经历肯定会给他积累不少经验和名望；而缺乏可靠的行政班底，这个原因更多也是司马炎自己在家族经历关乎兴亡大事的时候，选择躺平等父辈们给自己创造好一切。
司马炎对于西晋政治问题有没有意识呢？仇鹿鸣先生对于司马炎一朝政治书写中，大致将武帝朝政治分成三个阶段：泰始年间处理宗室问题、咸宁二年到太康四年处理司马攸问题、太康四年后外戚政治，司马炎似乎是并没有认识到西晋政治真正的问题所在。不过司马炎还是有为扩大政治基础进行的措施。比如在九品中正制中，司马炎特意设立了寒素一科（二品，应属于上品），目的就是扶助寒门士人。不过从现有的记载来看的话，中正们品评寒素往往只是应付差事，不是很负责任，被评寒素的官员仕途也只是八品起家（纪瞻：永康初，州又举寒素，大司马辟东阁祭酒。其年，除鄢陵公国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弃官归家；范乔：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覆道寒素者，不计资，以参选叙。尚书郎王琨乃荐乔曰：「乔禀德真粹，立操高洁，儒学精深，含章内奥，安贫乐道，栖志穷巷，箪瓢咏业，长而弥坚，诚当今之寒素，著厉俗之清彦。」时张华领司徒，天下所举凡十七人，于乔特发优论。又吏部郎郗隆亦思求海内幽遁之士，乔供养衡门，至于白首，于是除乐安令。），不如其他豪门世家子弟的上品起家是七品东宫属官（太子的政治班底）或六品秘书郎、五品黄散（清途）。如果说品评寒素问题是因为下面的中正依附权势办事不给力，让司马炎有心无力，那么司马炎的另一个扩大政治基础的举措就实实在在是他自己的问题了。据日本学者安田二郎立论司马炎广纳后宫的目的在于扩大外戚阵营，加强统治基础。仇鹿鸣对这个看法表示赞同，还对司马炎的公主夫婿对象进行拓展（平原华氏华恒、太原温氏温裕、琅琊王氏王敦、河东卫氏卫宣、范阳卢氏卢谌，不过这里卢谌还没有和荥阳公主完婚，公主就早逝了），进一步论证了安田二郎的看法。然而，从实际效果上来看晋武帝司马炎的这个举措是完全没有效果：
无论是司马炎扩充的外戚还是精挑细选的几个驸马，他们在武帝朝和惠帝朝基本都表现出的是“权臣专政，优游其间”的态度，在政治上基本都没有什么表现。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司马炎对已经狭隘固化的上层权力阶级始终无动于衷，妨碍了新兴的政治势力向上发展。对于西晋功勋，三十岁的司马炎即位没有像二十岁的曹叡有魄力“诸公受遗辅导，帝皆以方任处之，政自己出”，而是在政治上继续倚赖他们。后来许多功勋们相继离世，功勋势力有所弱化。在贾充彻底失势之后，司马炎本来是有机会可以重组一个崭新有活力的上层权力阶级，但他却为了痴愚的太子，把权力阶级核心固定成了外戚杨氏一家，任由其专权独大，政治基础反而进一步狭隘了。无论是泰始、咸宁年间的宰相贾充还是太康年间的外戚杨骏在掌权期间都没能做好政治包容性，压抑了许多士族。士族对贾、杨的不满大于支持，司马炎看在眼里却并没有任何一点改善手段。嵇康、阮籍在魏晋嬗代过程中反对司马家，刻意以放荡的玄学思想和行为表现给人看，这种违背儒家名教逻辑的思想和行为在西晋士族之间继续发扬流行，也许就是因为在大多士族心中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无望，不如安于现状纵情娱乐，隐藏于背后的是对权力阶级的不满和发泄吧。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四月，司马炎离世，留下的政治遗产以白痴皇帝、无能的辅政大臣以及享有地方大权的宗室为核心的狭隘的皇室政治体制。司马炎的身后安排是引发八王之乱的直接原因，但更深层的根本还是在于西晋政治基础狭隘的问题没有解决。八王之乱是由上层影响到下层，由中央扩散到地方的动乱。中央上层的根源问题要是能够解决，本可以避免或损失最低化的，但从魏末以来，司马氏/西晋权力阶级的狭隘问题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许多士族怀着功名心和政治理想为国效力，但西晋最上层的权力阶级并不是按照正常流程轮换，而是被功勋和外戚轮番把控，伴随的是政治氛围紧张，权力斗争频繁。武帝朝的党争看似没有流血，只是因为司马炎在中间扮演着和事老的身份将矛盾压了下去，隐藏在背后的矛盾实际上是越积越累。当任由摆布的白痴皇帝司马衷即位，这些矛盾迎来大爆发，立马变成了血腥残暴的屠杀。野心家和“志匡世难”的士族们认为，只要自己结束了纷争，就能建立比现在更好的新秩序，陷入了斗争的死循环，将矛盾不停地扩大（八王之乱），最终覆灭了西晋。
魏晋嬗代虽然是改朝换代的变革，但司马家的篡位实属偶然，西晋在官僚、制度上也都完整地继承曹魏，可以说两个朝代的区别只是在国号和皇帝的姓不一样，本质上还是一个朝代。司马炎虽然名曰西晋的开国皇帝，但就跟曹魏中期皇帝一样，面临着一个王朝在中期面临的政治问题——阶级固化和政治基础狭隘。司马炎个人政治资质和能力平庸，没有敏锐地意识到问题关键所在，手段也是拖泥带水，没有为西晋解决根本性问题。最后，他昏庸至极的身后安排更是直接葬送了西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