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的西部不少地方,尤其是贵州这样全国数一数二以贫困山区闻名的地方,基层政府无不再为如何让群众脱贫而伤脑筋,而基层群众,尤其是农民,则更趋向于稳定保守的日子,对于政府种种的致富宣传不感兴趣。
乡镇政府很无奈,他们打算让农民种植可以收入更高的经济作物,不要种价格低廉的粮食。收入越高,脱贫越容易,官员也能获得政绩早日升迁。
农民也很不满,俗话说有多大利润,就有多大风险,经济作物是可以赚钱,可是如果卖不出去的话,亏起来话可比粮食什么的大的多,毕竟玉米不卖还可以自己留着吃,诸如药材之类的,卖不掉就只能躺在仓库里发霉,还要倒贴钱去买粮食。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身为政府,自然是一手萝卜一手大棒:先喂给农民几个甜枣,说是只要种这个,政府就专门负责收购转卖不需要群众操心,保证旱涝保收不会亏本,并且给愿意带头大面积种植的以鼓励。对于坚决拒绝,不听劝告,不给合作的,则给与“种玉米要被罚”的措施。说你们要是不听话就取消你们的扶贫福利。本来嘛,政府都给你们指了一条可以致富的道路,却依然固守着原有的经济模式,指望上面天天给扶贫款过活,这哪能行啊。
媒体啊,在报道新闻的时候,当然是选出了最吸引眼球的东西,比如这个镇政府居然“蛮不讲理”,强制让农民干啥干啥,而围观群众既没有去实际调查,而且大部分都是感性受体,出于中国传统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自然站在农民一遍,谴责了一通政府行为。虽然也有少数理性一点的站出来说了两句公道话,不过也属于站在旁边看热闹不腰疼的来鸣个不平,于事实并没有什么帮助。相反,过激的言论反而带来了群众之间的矛盾对立,一方骂对面是来洗地的五毛,另一方则怒斥其保守不知变通,不理性不思进取。喧嚣而上的舆论又影响到了政府的行为。强硬点的不去理会,怕事点的也就就坡下驴,把麻烦甩给后面的人算了。
那么,农民老实听政府安排不就完了,种出来的经济作物能带来更多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前面说过了,有多大收益,就要承担多大风险,如果由政府出面收购经济作物,固然老百姓可以放心,但出现的两个问题就是:1.政府的收购价格真的与市场接轨吗。2.政府负责收购,就意味着政府也同时扮演着商品销售、运输以及盈利的商业角色,政府当中,真能找到那么多能会做生意,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保证不亏本的人来?要是万一亏本了,谁来承担这个损失?
一个镇级的政府,管理范围和影响能力是有限的,最多只能管管自己所辖地的农民种的什么,无权力干涉其他的镇,而就算能够和其他的镇达成沟通,那也不足以和全省那么多镇达成相互协调,各司其职的理想范畴。这就容易造成巨大的重复危险:当今年药材行情很好,大家都一股脑的去鼓励农民种药材,然后供过于求价格大跌卖不出,财政亏空,农民也没得到政府允诺的好处,大家都闹得不开心,下次政府再鼓励农民种这个种那个,还有多少愿意响应愿意听从的呢。
如果基层解决不了的,那就推给省部一级的高层宏观调控好了,让政府担任了一切社会资源的掌控者,你农民种的经济作物都会以固定价格被政府负责收购转卖 不受市场影响。各地也都按照各自的长处来,有煤的给煤,有矿的给矿,该生产的专注生产,由政府包办一切按需分配。。。没错,这就是计划经济,价格是政府定的,买卖政府负责包办。市场缺什么政府下达指令生产——计划经济并非搞不好,相反,这个是能最大限度让政府通过整合社会资源进行重点建设的办法,前苏联和我们在工业建设上的成就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对于庞大零散的轻工业农业品加工,计划经济是无能为力的:找不到这么多会做生意,能制定计划的人!也找不到能够处理好如此庞大生产分配,管理销售的人。所以再美好的计划,往往停留在政府的文件报告上,前苏联乃至如今俄罗斯在轻工业上的短板就是明证。
计划经济的时代依然在现代留下着深深的烙印,下面的依赖补助,上面的依赖指令,认为下一个命令就能解决所有事情,在中间缺乏商人(市场)的力量来回协调,又受限于贵州那边糟糕的交通条件和相对封闭的环境。地方政府与基层群众相互之间的不理解产生的矛盾也就难以化解,不为这个封闭的环境注入引导力量,是无法真正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