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ECNU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我们的脑子实际上并没有很大，使它显得大的，是皮层表面的褶皱、尚未清晰的功能分区、复杂的神经环路、以及不知谁赋予的意义。
在毕业一年后，华师大依然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并逐渐拥有了脑的特性，使其变得很庞大，也使得我的毕业成了无尽的毕业。因此，我有必要对它进行一次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以确定它的真实性。
“看金沙江路的清晨，追虹梅南路的晚霞……数尚义桥上的星辰，赏夏雨岛上的柳芽……”
《爱在华师大》歌词的两阙具有镜面般的对称性，两个校区就像左右半脑，在其等位区域上的景物存在某种映射关系。
根据割裂脑动物的研究表明，大脑间连合纤维的切断会导致跨半球的感觉和运动信息的传递出现深度损害。而中北校区与闵行校区之间，尽管在信息层面上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共享——比如下发停水通知时，一个校区也能了解另一校区的停水时间与停水区域——但由于没有类似胼胝体结构的存在，仅以稀疏的校车作为跨校区的运输载体，两校区间对于物质的传递效率低下，久之便出现了校区的特异化，即校区结构与功能的不对称性。
中北校区的建筑层次感丰富，老建筑多有红砖黛瓦，新建筑以白墙为体。而坐拥学科评估A类生态学的华师大，将成熟的嫁接技术运用在图书馆上，以老建筑为砧木，新建筑为接穗，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而闵行校区的建筑整体则更偏现代化。
在学科方面，中北具有如教育、心理、软工、国汉、公管等不太需要大型科研装置与场所的专业，而闵行拥有的专业则更多一些。
从上段文字中不难发现，我对中北校区的描述更为具体，这也便是校区特异化所带来的感受与记忆偏侧化，会贯穿于整篇文章，望读者注意。
那么，校区数量的增多是否会解离学生对于学校的认同感呢？
我曾经设想过一部青春校园电视剧，名为《师大往事》，在第九集《第三校区》中，邬适达（主人公）要为学校毕业晚会挑选各个专业的代表，在两个校区之间来回奔走。他一边吐槽来往两个校区的不便利，一边领略着各专业学生的特点与精神面貌，认识了很多朋友（为后续剧集的情节发展做铺垫）。在晚会名单确认之际，邬适达偶然得知学校原来还有一个更为偏远的第三校区。该校区面积狭小，周围的娱乐设施贫乏，而且学生所学专业不仅冷门，课业还十分繁重。
邬适达来到第三校区访问了一名研究生A，发现他根本没有收到毕业晚会的通知，整个专业的学生都对晚会一无所知。于他们而言，学校就是一个可以提供毕业证书、以便就业（也未必）的场所，没有任何精神寄托。邬适达力排众议，将A带往学校晚会现场，让其表演节目并吐露心声，最终于“个体在集体中的存在感与认同感”的主题升华中，大家流下感动的泪水并进入片尾广告。
说回华师，特异化不仅展现在校区之间，也体现在校区之内。就像一个人作为整体，会有一些特征被其他人标记并识别，从而区别于他者。在人体内部，细胞通过其膜表面的受体蛋白，对胞外特定物质进行识别，进而产生相互作用。校区内的特异化是相对的，也是可塑的。就在某个春天，中北校区内部形成了细胞膜，使得校区分化成了河西、河东与丽娃三个片区，重新界定了彼此的边界。
当然，校外还有两个宿舍片区，就像华师的两片飞地，容易被人遗忘，而我也正是在其中一个片区想到的上述《第三校区》的故事。
我嵌入自己的工位，将含有早餐的塑料袋抛在桌面上，它慵懒地往反方向解着自己的结，如同盘缠的小蛇刚从冬眠中苏醒。一条垃圾短信点亮了手机屏幕，时间的第一位数字显示为0，我松了一口气，就像刮开一张兑奖券，而第一个字并不是“谢”。前段时间导师找到我，问我是不是去实习了，我们专业是默认不准实习的。我说没有，只是起得有点晚，以后保证十点前到认知所。我没有对我“虽然晚来，但也晚走”的事实进行补充，毕竟在导师眼里，“朝九暮十”和“朝十暮十一”具有显著的不同。
我点开一份领域跨度较大的文献，艰难地读着白色背景上密密麻麻的生僻词汇，像是一粒粒地数着铺晒在地面上的芝麻。豆浆和肉包的散发出的香气正在给这些英文词句进行地道的中式催熟，让我在这丰收的季节里倍感压力。我抄起一把叫做“有道”的铲子，加快拾取的进程。
在我工位的同一排，两位同学讨论着啮齿动物的术后情况。其中一个逐渐意识到纯语音交流的局限性，一把抓起她的无线鼠标，将左、右键分别命名为左、右脑。滚轮前面是前囟，后面是后囟，中间的缝隙是矢状缝。由mouse作为灵感而制造出的mouse，如今被用于还原mouse自身，这一现象从整个人类发展史上看，也颇为罕见。
他们的交流使我的思绪脱离文本，视线也从屏幕滑到办公室上沿的一个交点上。我盯着那里看了很久，直到出现幻觉，仿佛看到另一个我，又直到从幻觉中抽离出来，找回现实本身。墙面与天花板的纯白、米白、灰白，正对应了我身上的三种颜色。假设我是一只壁虎，找准位置趴在那面墙壁上，是可以做到隐身的。
其实不能，隐身的只是我的衣物，我的头和四肢会成为暴露的特征。Mouse也是。鼠标已进化成了无线的，而小鼠却依旧保留着尾巴，方便实验人员快速抓取，就像鸭舌的骨架、虾的须、生蚝的壳。
胃部正在蠕动，这种躯体内部感觉让我发现自己走在去吃饭的路上。路边的猫随机地“喵”了一声，令篮球场上的篮球受到惊吓而没有进筐，“啪嗒”、“啪嗒”地撞击着地面。
去河西一楼吃午饭。一楼的饭菜虽然没有二楼的好吃，却依旧可以维持人类基本的生命体征。食堂阿姨设计了一种“菜-饭-菜”的冗余机制来提高打饭的稳定性。我站在窗口前，说出想要的两个菜名以及二两饭。阿姨先跑去盛第一个菜，打三两米饭，问一句“还有呢？”，等我重复了第二个菜名以及饭量时，她才又去盛剩下的那个菜，并从三两饭里去掉一两。语言是打饭时唯一的交流媒介，阿姨手边又没有什么无线鼠标之类的模型。尽管我很想点一个鱼头，但看见“鱼头”旁边就是“芋头”时还是作罢了，以免让语言上的歧义打乱那套严格的打饭流程。
吃完饭后，我往实验室赶去。前面一对情侣走在两人宽的小径上，令我不得不放缓脚步。他们手牵着手，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就像人们书写两个靠在一起的“ f ”时，常常共用一个“-”一样。每个人都是孤岛，只不过有的岛更灵动一些。
丽娃河畔，高耸的树木投下固定间隔的阴影，行人走在光影的黑白琴键上，脚跟踩奏出各自近期听到的奇闻轶事，将河面震出许多褶皱。空气中不安的焦虑分子被河水急剧增大的表面积吸附，变得清新。温度随之降了下来，为两岸的景物刷上一层薄荷味的冷色滤镜。
小鼠在黑暗的实验室里适应环境，它们即将在预先设计的空间内经历一些新奇的刺激。不去主动探寻事件的意义是一种幸福，我望着一排排浸泡在溶液中的鼠脑，隔壁房间内的啮齿动物也终会变成这种形态。
忽然，我想到了实验装置上的一个参数错误，而距离动物们热身完毕仅剩两三分钟。我冲到工位，拿起电脑。电脑主界面显示的是上午的那篇文献，我关闭它，调出实验的protocol，紧张地想要在实验前调整完毕，心脏敲打出富有力量的鼓点为我伴奏。结果是一个乌龙，就像“盛二两饭”和“先盛三两再减去一两”一样。我松了一口气，才发现自己单手捧着原本可以放在桌面上的电脑，手臂有些酸胀。
这台2017款的MacBook Pro重1.37kg，而一个成年人类的脑子在1.3-1.4kg之间，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根尺寸较大的试管，托举着人类的最终形态。不去主动探寻事件的意义，的确是一种幸福。
时间是一位严苛的交易员，我将动物与仪器交给它，它扣除了动物的部分生命与仪器的损耗，将其转化成等价的数据返还给我。我走出实验室，窗户将阳光分割成四个大小不一的矩形，摊在一面墙上烤至金黄，散发出阵阵焦香。
晚饭。晚饭过后是一场羽毛球，而这属于运动系统，而非感觉系统，因此会在下一个章节中再作详细介绍。当然，吃完饭便立刻运动是不健康的，我在打球之前以一场漫无目的的散步作为热身，就像实验开始前，小鼠在装置中闲逛。我在不知不觉间进入艺术设计学院，那里有一辆正在仰泳的自行车与一把满脸雀斑的长椅，仿佛杜尚和草间弥生蹲在墙角里聊天。
随后我又来到二附中教室，看着教室内的陈设，让我想起了在网上听过的一个情景：在大学的课堂里，我趴在桌上睡觉，有人推了推我，醒来后发现竟是中学时的同桌，便和TA说，我做了好长一个梦。
这种恍惚的感觉持续到我运动过后返回工位。我将下午的实验数据处理完，把这批动物在Excel上的代号用填充工具填为红色，就像在生死簿上画了个圈，紧接着制定起明天的实验计划。啮齿动物不是孙悟空，也不是西西弗斯，我不怕它们。
手机屏幕再次被一条垃圾短信点亮。11：29。明天还是起得早一些吧。
运动能够给学生们带来健康、快乐、友谊，或者学分。具有学校特色的运动是有的，比如在稽查员的注目礼下进行健步走，或者将友谊的小船划到西南某高校的河面上。
前者早已成为本科生尘封的记忆，后者则远在闵行校区。而作为研究生，我们实验室里的同学，平时做得最多的运动应该是handle动物，亦或是搬运动物的垫料、饲料、body等等。
为了体现差异，我尝试了一些更为普世的运动项目，并最终选择了羽毛球作为长期的、自发的、不需要稽查员稽查的兴趣爱好。
多年以后，当我试图用一种类似于精神分析的方法来思考当初为何会选择羽球时，我的结论是：这可能与小时候渴望体面地参与可控范围内的战争有关——没有肢体接触，在室内，可以歇斯底里也可以散步养生，人数控制在能与每个人都有良好反馈的程度，以及，握着球拍就像握着一件冷兵器一般。
在大学生活动中心二楼的羽毛球馆，你能看到很多“冷兵器”的运动轨迹。学生们在闲暇时候穿上球服、抄起球拍进入大活，将平日里静如处子的自我藏起来，变得充满活力，就像每次迪迦一出现，大古队员就会消失不见。
球友的水平覆盖范围很广，每个迪迦总能在球馆里匹配到打得过的那只怪兽（或者另几个水平相当的迪迦）。
他们就这样混熟了，成了固定的搭子，变成一种球场上的最小运动单位。在一个面积为13.4m*6.1m的矩形之上，一方通过肌肉与骨骼的精巧扭转，将力量传导到球拍表面，使得羽毛球以特定的速度与角度飞向对面；另一方则抵押了自己全部的注意力，克服了由大活顶部灯光造成的晕眩与没有空调所带来的体温不适，将球成功回击，或者使得脑海中记分板上的分数发生变化。白色的球头如同某种离子在球场两侧被来回运输，这些默契的搭档将肌肉内部的兴奋-收缩偶联扩大到肉眼可见的宏观尺度上。
羽毛球的装备可以很简单，一把拍子，一颗球，最基本的羽球特征就被勾勒了出来。羽毛球的装备也可以很复杂，球鞋、球衣、球包、防护用品、运动饮料、运动毛巾、手胶、剪刀、球袜、除臭喷雾、云南白药、藿香正气水、速效救心丸……每个品类又都可以进行细分。拿球拍来讲，几乎每把叫得上名字的球拍都有专门的测评。球拍的打感就像咖啡的口味，up主们通过语言艺术，赋予球拍各自微妙的特点，让我一度怀疑自己的某些感觉是失灵的。
我有一个同学精通羽球装备，犹如一个太阳在前方引导着我进行装备的升级，任凭我像夸父一样，怎么也追赶不上。有一天，当我以为所有的装备品类都已了解得差不多时，他对我说道：“你有没有感觉最近打球很热？”
“对啊，速干衣都湿透了。”
“建议你买条速干的内裤，你看，我就穿了……”此处略去一段景物描写。
绝大部分同学打球是不讲这些的，他们更像小V，打球是为了寻找一种积极的、活在当下的真实感（小V是《华师大往事：五号球场》中的人物）。最直接的乐趣在于击球时的快感，而不在于装备，甚至不在于理论知识或者观看重大赛事。
比如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决赛那会儿，大活二楼依然人声鼎沸，如同游乐场一般欢乐——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当时也在那片球场上……这种现象在其他流行运动中是罕见的，在世界杯期间，就很难看到各大足球场上人满为患的情形。而在华师大羽球人的微信里，罗列着一排长长的羽毛球群，就像古时候臃肿的官僚机构，是一些熟悉面孔的排列组合。他们形成了一张磅数很高的关系网，对生活中飞来的琐事进行回击。
在华师大的内部，人与人之间通过点对点的沟通建立联系、形成组织、协调活动，从而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然而，还有一些非人群的模式调控着这种稳态，这里举两例以作说明。
一是猫。
陈望道先生说过：“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而猫没有甜味感受器，因此猫是不讲道理的。在随机的时间，猫以随机的身体姿势出现在路边。道路是一条条血管，这些随机物质有时附着在血管壁上，等待人群流经此处，作用在一些具有善意特质的靶标学生身上，进而调控人群的整体情绪。校园里猫的数量众多，分布没有规律，以至于我经常会把路边的塑料袋当成一只猫。
二是车。
这里犹指自行车。车是一种调节人群移动速率、催化人群空间位置变化的群居生物。他们与人群更加亲和，分布也更加规律。当人群需要从一个建筑转移至另一建筑时，人被吸引到车的位点上，协同完成这一运输过程。而一旦到达目标建筑，人群会通过其表面的门控通道进入建筑内部，自行车无法被识别，只能任由排列整齐的砖块与钢筋构成的墙体隔离在外侧。由于这一特性，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建筑外部自行车的富集情况，得知建筑内是否存在大量人群。
综上，我们可以知道，猫对人群进行情绪上的调节，车则对人群进行空间位置的调节。然而，这一结论是相对的。每个人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导航参照物，而我一般就是拿猫来定位认知所（老图书馆）的。
譬如从枣阳路门进来，会先遇到一只颇具质感的黑猫。当然，如果它趴在石头上，就需要多辨认一段时间，因为这时它更像一只变色龙。
然后一直往前走，在拐角处有一两只白猫。它们在夏天的阳光下会非常刺眼，但夏天时，它们从来不会待在阳光下。再往前就要提高警惕了，五六只猫会在那里摆阵舔毛，这个阵型十分牢靠，很难瓦解，除非你有猫粮。
所以你不要多看它们一眼，就像经过一群街边小混混一样，别惹他们便无事发生。然后是一只很普通的猫，唯一的特点是行踪飘忽不定。这一点倒和它的祖先华南虎有些相像，以至于上一次我看到它的踪迹时过于激动，便没有留下什么照片。沿着河继续前行，有一只橘猫，它有两种睡眠状态，一种是左旋的，另一种是右旋的。
我不知道其中的原由，猜测是受到了认知所核磁实验的影响。走到这里，认知所就不远了，你只需往左拐，找到一只可以揉成任何形状的猫。它有时会像抹布一样团在窗台，有时又像是谁的围脖不小心落在了地上，更多的时候，它会双手抱在胸前，端庄地趴在门口，但你不必去解它的谜语，因为认知所已经到了，猫群导航到此结束。
这种导航无法被书写成规则，因为猫群在不断变化。由于猫的不稳定性，过一段时间总会有一只猫被另一只猫所代替，宛如一艘忒修斯之船。所以能够凭借它们进行导航，需要的是在校园内连续性的生活经历。
自行车与猫存在一对共轭关系，即自行车也能提供情绪价值。我曾在市区的其他地方寻找共享单车，环顾四周，只有一辆较新的车停在路边。根据前文所述，共享单车是群居的，单独的一辆意味着它大概率是坏的。我走上前去，它身上的“ECNU”字样开始显现。原来它不是坏掉了，只是丢掉了它的身份、再也回不去了。
我与它相对默然，就像一个人剪掉的指甲和脱落的头发丝在垃圾桶里相遇。借用现代诗人李荣浩的话来讲，我看着那辆单车，眼泪突然被引爆。
针对这一内容，我本来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就读体验”重在“体验”二字，如果本身没有体验过而随意描述，和那些明星代言的广告有什么区别？
然而，“爱在华师大”是华东师范大学除了“师范”之外，排第二的刻板印象。印象虽然刻板，但情侣这一群体确实难以忽略，倘若将情侣人数统计出来与各学院进行比较，想必也能和教育学部争夺人数第一的地位。此外，这种原始又基础的人类关系是重要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对象，就像考卷上必然会出的一道大题，我总还是要写一些内容在上面的，不期望得到多少分，但求卷面的完整性。
其实在我读本科的时候，曾给“情侣”下过定义：
“情侣，一般地，由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构成最小单元，广泛分布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尤以操场、宿舍楼下和宾馆（划掉）出现的概率较大。其内部拥有较大的键能，对其它人形成一股斥力，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结构。其键一旦被破坏，会释放巨大的能量。”
现在的我基本认同之前下的定义，除了这个“一般地”——在华师大生活了三年，我的新发现是：世界其实更加多彩，“最小单元”也未必是由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所构成……
不过这个“一般地”也已是十分精彩。我曾站在金沙江路的十字路口，看见一对即将分别的年轻男女，因为信号灯正好变成了红灯而格外开心。
情人眼里出西施，而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西施。人们一旦坠入爱河，眼睛便会变成苍蝇的复眼，看到的一切景物都不过是心爱之人的多重投射。由于苍蝇的CFF（临界闪烁融合频率）是人类的4倍，爱人望向彼此的那一刻，时间变成了缓慢的流质，像一颗正在被拉开的太妃糖。爱情使人长寿。
而丽娃河的河水也有一种静谧的魔力，就像暗夜精灵的月亮井，停靠在一旁的情侣们可以从中汲取能量。有一次吃完饭后，我和同学从丽娃河边走过。
我：“最近河边的长椅上总是坐满了情侣，连坐的姿势都一样。”
同学：“他们在欣赏荷花。”
我：“荷花？我觉得枯荷更好看。”
同学：“你以后要是有女朋友，千万别这样说。”
我自是不同意这观点的，没有生命的物体往往能表达出更灵动的情感。比如在一个盛夏午后，纱窗前的窗帘鼓足勇气，在微风的推搡下缓缓向我靠近，轻轻拍了一下，随即又倏地向后退缩，害羞地紧贴着墙。我只这么看着它，就很美好。
《师大往事》的第三集关于爱情，也关于信息茧房。
甲同学是邬适达的高中学妹，一位不善与人交流的女生。她的周围只有几个女性朋友，她的网络世界由于“猜你喜欢”的推送机制，男性几乎绝迹，认识邬适达也仅仅是因为高中与大学的偶然性重合。而邬适达的室友乙是一条科研狗，平时接触最多的异性分别是食堂阿姨、宿管大妈以及雌性的小鼠。他日复一日地在上述三处空间内（食堂、寝室、实验室）进行着有规律的位移，鲜有其他活动。
邬适达为了撮合他俩，发起了一场校间交流会（这也为后来他参与组织学校晚会做了铺垫），报名的男女生比预想的多，交流会大获好评。可在会后，邬适达发现真正能够匹配到一起的，是那些本来就在积极寻找爱情的人，就算没有这次活动，他们也会在某次邂逅中遇到自己的另一半。而那些没有心情、没有时间、甚至没有能力去恋爱的人，从一开始便不会报名这场活动。
“好比古代有一个君主，攻打一座城池很久，最终将其攻陷，俘获了敌方将领。君主十分欣赏这个将领的宁死不降，想使其归顺自己。而问题在于，君主看重的是敌将的忠诚，而他若是真的投降，便失去了忠诚这一品质。这是一个悖论。给那个敌将的选择，从来就只有死亡。”室友乙说。
“你想表达什么？”邬适达问。
“我能获得爱情也是一个悖论。”
某个气候干燥的下午，甲和乙在路口再次相遇，再次路过。他们依然是路人甲与路人乙。
上海地铁的三号线与四号线有一段重合的路线，但重合过后便分道扬镳，一条往前走向终点，另一条一遍遍地走向起点。
人事有代谢，华师大也有自己的节律。
毕业生意识到自己的校园时光进入倒计时，是从樱花的凋零开始的。
而后随着一阵风的到来，小粉花将锦绣铺满小径。妇鼠在夜晚成群地出动，将水泥地上的一道道条纹cos到自己身上。五月末总有一场雨，雨滴由小变大，逐渐下得急促，有韵律得敲击着伞面，让人觉得带出门的不是一把伞，而是一件打击乐器，白色的小花为每个音符标上注脚，乞求行人的注意。
白蚁会在六月初引发一场白色沙尘暴，一到两天的抗议，向资本家宣布它们的不可战胜。直至六月中下旬，闷热的毕业典礼上，年度毕业花聚在一起，拍出一张大合照，华师大便再一次走向新的起点，用心地重复着上述事件。
大学的本质是什么呢？校门口的地图会告诉你，是错落有致的建筑群，这些名词汇聚在一起，白纸黑字地称作“xxxx大学”。
而梅贻琦先生则说过，“所谓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除此之外，在知乎上有一个关于学生如何维权的问题，上面的高赞说，大学是那些行政人员的，学生一年一批地走去，而行政人员在这里工作几十年，早已盘根错节。
万事万物都在流动。在“大学”的概念里，学生是一种液体，流动速度较快，老师也是，不过他们比较粘稠，用的时间更久一些，当然，其中一些老师，包括行政人员已经变成了固体，连同建筑一起，成为了容器本身。可就像一个水杯，它的材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倘若它的目的是为了盛水，也只能盛水，那么水就变成了它的本质。但“水”也是一个概念，一个名词，它不指向这一杯水，也不指向下一杯，更不会与某一个水分子有关。学生是本质，但永远会有下一批学生，你与他们无关。
毕业证书是校园生活的墓志铭，却又是学生通往社会的出生证。
由于专业的特殊性，我在读研之前就已经怀揣着“毕业即失业”的心态了，自以为可以坦然面对——没钱怎么办？多读书，书读得多一点，就不会太看中钱了。可真的等到毕业季找工作时，才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叶公恶龙”：相传叶公很讨厌龙，每次看到画作中有龙就会感到恶心。他为了改掉这个习惯，天天强迫自己盯着有龙的地方看，直到没有任何不适感，他便觉得自己克服了这一缺点。真正的龙感到非常好奇，趁叶公读书时来到他的屋外，打开窗户，探进脑袋。叶公抬头看到真龙，最终“哗”地吐了一地。
学校举办的线下招聘会通常设立在体育馆里，就像在中学的期末，主课老师总喜欢占体育课那样。招聘单位被分隔成一个个的小单间，每个小隔间里会放进若干企业海报，以及若干招聘人员。他们好比镧锕系金属，不但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而且还品质相似。这些招聘单位确实如元素周期表那样排布着，同一行业的企业总是排在相邻的位置上。这使得前来投递简历的学生很快就能发现自己如同魏文帝面前的曹植一般——自己能投的单位也就那么一排，如果在七步之内没有做出抉择，就要被流放到下一场招聘会去了。
《师大往事》的最后一集，临近毕业的邬适达迟迟没有找到工作。傍晚时分，在招聘会一无所获的他悻悻走在回学校的路上。为了抢黄灯，一个订单快要超时的外卖骑手飞驰而过，即将撞向一位出来摆摊的白领女士。
邬适达见此情景，连忙推开这位女士，避免了一场车祸，并和她一同收拾地上被车冲散的摆摊物件。校园新闻的记者听闻此事，便来采访邬适达。
“邬同学，由于你最近的善举，被学校授予见义勇为奖。对此，你的感受如何？”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那位女士和那个骑手都不容易。至于这个见义勇为奖，我想，唯一的作用是可以写在简历里，但位置可能不会太好，大概会位于‘兴趣爱好’稍微靠前一点的地方。”
记者十分尊重邬同学“没有特别的感受”的感受，因此在新一期的校园新闻里没有提及这次采访。
“功能固着”是一种心理现象，它指的是在发展一个动作计划时，我们会倾向于把物体可能的用途想得很狭隘。它在我毕业那年还有一个社会学的反义词，叫“脱下长衫”。
遥想一年前，每去一次招聘会，就会收获一堆企业的招聘信息。久而久之，在我工位桌面上堆积了厚厚一沓的招聘宣传单，其形状和今年央美毕业展上的《超级蜂巢》差不太多。
其中，有一张纸的厚度和大小刚刚好，被我做成一把纸扇，让刚从招聘会上回来的我得以快速降温。还有一张纸的留白很多，纸面材质易于书写，被我用作草稿纸，剩下99%的宣传单是没用的，最后全部魂归垃圾桶。然而，幸存的两张宣传单，扇风和写草稿也不是它们本来的用途——正如找工作的那群毕业生一样。
如今我已工作快一年，有次同学约我，我说：“那等五一吧，正好放假一起聚一聚。”他愣了愣，想起五一原来要放三天。我这才意识到为什么工作日要叫工作日，而不叫学习日——只有打工人特别在意假期的时间，而学生不会，他们只用“学期”来标记岁月。他们还未进化。
我总是处理不好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关系。
每当我在一个地方的时间所剩无几时，平常事就会变得异常艰难。就像一个快要问斩的犯人，在临刑前一周，被狱卒命令一起大扫除，或者和其他狱友去捡地上的稻草摞在一起玩游戏。你们懂我意思。
华莱士在《美好的昔日霓虹》里写到，“几乎所有人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时都会这样想。比如：‘这是我最后一次系鞋带’‘这是我最后一次看音响柜顶上的这棵橡胶树’‘吸入肺部的这股空气多好闻’‘这是我喝的最后一杯牛奶’……”
可我每次告别一个熟悉的生活场景时，都会这么想。
告别一个熟悉的场景本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是十分缓慢的，就像一位核辐射病人，不再长出新的组织，只能躺在病床上，等待旧的组织不断老化。
离开华师之后，微信里的华师相关群聊渐渐褪去，B站上华师相关视频的推送频次变得越来越低，输入法里的校园词汇被企业词汇竞相代替。
这种变化是相互的。华师大在我身边的印迹渐渐消失，而我在华师大的印迹也在渐渐消失。寝室的床位会躺上新的人，所里的工位会摆上新的电脑与文具，当我想要再次打开一些具有权限的厕所时，上面会显示“试图开门”
有些记忆依然会被激活，如回光返照一般，更令人难受。拿声音举例，一些特殊的声音通过分子的震荡将时间与事件进行编码，以至于再次听见时，当时的情景会立刻浮现在眼前。研一时的那段旋律是开学典礼上的《少年》。
研三时是毕业典礼的《一路生花》。
而最能代表研二的，是扩音喇叭里的 “请同学们排好队下楼……”
如今我每次在路上看到排队的情状，耳畔还会响起这一声声的叮嘱，随后便意识到，自己的青春里好像失去了一些什么。
我试着治疗告别带来的痛苦，于是像蜘蛛侠一样，伸出一根蛛丝绑住学校，维持了联系——毕业之后，我租住在学校附近，依然会去大活打球。现在的华师大，对我而言已然演变成了一个大型球场，如同失去了绝大部分功能区域的躯体感觉定位图进行了重新排布。
如今，我只有在下班之后才能走在学校里。华师失去了原有的昼夜节律，而我变成了夜行动物。路上的学生们从我身边走过，谈论着各自的校园话题，而我加快脚步，直到走上球场，向熟悉的球友招手，我才有了一份安全感。
“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也许，我不愿全部讲述威尼斯，就是怕一下子失去她。或者，在我讲述其他城市的时候，我已经在一点点失去她。”——《看不见的城市》卡尔维诺
又是一年毕业季，我的校园回忆就像关云长的手臂，“每至阴雨，骨常疼痛”。
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如卡尔维诺所说，用词语将它固定下来，好比用冰块敷住伤口，以求暂时性的痛觉消退，因此写下了这些文字，作为《华师大往事》系列的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