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重要代表。其诗“文采丰萁，经纬绵密，半遵雅调，全削凡体”（殷璠《河岳英灵集》），被杜甫称赞为“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十二首其六》）。但是清、雅亦并非其诗之全貌，他也有极具盛唐气象的篇什。《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便是此类，该诗浑然天成、气象恢宏。尤其是颔联，《西清诗话》称“洞庭天下壮观，骚人墨客题者众矣，终未若此诗颔联一语气象” ，可谓确矣。此诗的主旨，最广为人知的说法是干谒说；但因为此诗与孟的大多数作品不类，关于此诗的主旨也就有了不同的理解，其中便有宽慰说与牢骚说两种。
此说由来已久，也是当今最为通行的说法。《唐诗从绳》认为此诗是“望人援手”而“不直露本意”；纪昀也说此诗“只以望洞庭托意，不露干乞之痕”。当今学者多持此说，如陈贻焮先生便说：“这诗写洞庭湖的壮丽景象并表示渴望出仕的心情。”[1]这种观点早已被写入中学语文教材。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干谒说与被作为隐者接受的孟浩然形象是略为矛盾的。因此，许多一线教师提出了新的解释，即矛盾说。矛盾说既承认此诗的主旨为干谒，也承认孟浩然隐士的身份，这种折衷的观点是为了解释孟浩然干谒的原因，因而也当归为干谒说。
持矛盾说的李志龙教师援引林语堂语“所有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认为思想不能深入儒、道中的任何一家，是孟浩然行为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2]胡忠教师认为出仕是出于孟浩然的“士心”而归隐是出于“本心”。[3]矛盾说的分析不尽相同，但其结论最终都是落实在孟浩然本人对于仕隐的矛盾态度上。但是，该说的两个立论基础都并非确论。此诗是否干谒主题暂且不论，孟浩然的隐士难道就是“真隐”无疑了吗？诚然，孟浩然写下过许多表达自己隐逸愿望的诗句，好友李白也曾为孟浩然写下：
但是，“终南捷径”的存在让隐与仕之间的分界并不那么绝对。隐居能让诗人获得更好的名声，尤其是在道教名山中隐居。隐居的同时还往往伴随着读书，因而隐居成了许多有志于仕的人出仕前的准备。加之盛唐国力空前强大，万国来朝，身处其中，很难没有积极用世的想法。孟浩然早年曾游历京师，四十岁参加科举，因而他的隐居很难说是“真隐”。
那么，孟浩然所干谒的对象究竟是谁呢？这个问题本身也有争议，一说张说，一说张九龄。根据温志拔的疏理，张说说的主要依据是张说开元四年由中书令出为岳州刺史，常与才士唱和，孟浩然于此时此地投献最为合理；张九龄说的主要依据是唐人王士源序、两《唐书》张九龄本传关于其与孟浩然结为“忘形交”并有唱和，以及张贬谪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的相关记载。他进一步考证，初步确定是张九龄。但他也承认此说存在疑惑，按照是张九龄的说法，此诗创作的时间在开元二十五年，此时孟浩然已入张九龄幕下，而此时不像是在幕下的语气。[4]按，就已有资料而言，温的梳理与考证已相当全面了，故而本文以张丞相为张九龄。
总的来说，干谒说用来解释此诗的主旨是最少疑问的。前四句的兴象可以解作对“圣明”朝的描写，从而顺理成章地引出后四句。
费隐首开宽慰说。他考证了此诗的创作时间和背景，指出此诗作于张九龄罢政后；又据《新唐书》的孟浩然、韩朝宗、张九龄传记，梳理出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执政时，韩朝宗欲荐孟浩然进京应举却被孟浩然推辞一事，因而认为此诗不会是干谒诗。最后依据孟浩然的另一首《荆门上张丞相》中有“日下瞻归冀，沙边厌曝鳃。伫闻宣室召, 星象列三台”的诗句，认为此诗表达的是对张九龄的同情。[5]按，同情一词不甚恰当，应是对张九龄复职的祝愿。
孙浩宇也持宽慰说，他认为干谒说与孟浩然同期作品主旨不合，然后对“羡鱼”一词提出了新的解释，即这里使用了《庄子》“鱼鸟之乐”的典故。[6]此诗的写作时间经考证当在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任上，此时向张九龄干谒明显不合情理。相反，此时孟浩然去宽慰张九龄，虽然从地位来看有些怪异，当却合乎情理。孟浩然不仅是张九龄的幕僚，也是张九龄的“忘形交”。
此外，笔者还发现张九龄在被贬后作有《登荆州城楼》一诗，其诗末尾云：
“王陵戆”是张九龄自喻，表达自己的耿直。“宁武愚”出自《论语·公冶长》“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这一联是说自己被贬是因为自己过于耿直，当今之世仍然是有道之世。这几句的描写与孟诗“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相呼应，这一联不妨看做是对友人张九龄境遇的描述。“端居”既是被贬者的耻，更是对“圣明”的抱怨。尾联之“垂钓者”形象，本就有多义性，此处不妨解为用了严子陵的典故，末句的“徒有羡鱼情”之“徒有”解为“空有、只有”。整联的意义为“请看（功成身退的）严子陵，一心只有对鱼儿自由的向往”，以此劝张九龄即便现在功成身退，名声依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毁。此时，前四句的兴象便有了“难渡”的意味，颇似东坡所谓的“高处不胜寒”。
此诗的用典指向非常模糊，通过对典故的不同解释，宽慰说的提出有其理据。而牢骚说的提出，也是基于对“垂钓者”“羡鱼情”的不同理解所形成的。牢骚说的提出较早，丁富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认为：孟浩然自己“苦学三十载”后去应试却遭落第，又见到开明丞相张九龄被贬；所谓“圣明”世，只能满足奸佞小人的“羡鱼情”而不能满足有才智者的“羡鱼情”。因而此诗既是表达自己失望之余的愤慨，也是为故友张九龄发牢骚。[7]
宽慰说与牢骚说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能够比干谒说更好地解释其创作背景，即孟浩然已入张九龄幕。此时做干谒不合情理，但是有“忘形交”的幕客来做一通宽慰或发一发牢骚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孟浩然写作此诗的背景毕竟是不详细的，以上三种解释模型在大体上都能自洽。关于此诗主旨的讨论，老实说价值并不大——证据毕竟是不足的。这篇文章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写作必要，只是在课上关于这个问题有所讨论，于是稍作整理，权当是一个谈资。
